裘法祖教授（1914.12.06～2008.06.14）
裘老是名人，也是如同你我的常人。2018年6月14日是裘老逝世10周年忌日，笔者汇集点滴记忆，展现常人裘老生前工作和生活的若干片段，以纪念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
“老派”读书人
终其一生，裘老不失中国传统学者风范。
敬业：
裘老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有口皆碑。常言道：“做一件好事易，做一辈子好事难”。裘老终生恪守医生誓言，从医70载，诊治的患者难以计数，不论病家贫富贵贱均一视同仁，一生从未收受任何馈赠。
裘老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从未脱离临床。至1980年代中期，因年事已高，裘老不再亲自上台做手术，但始终坚持每周例行的外科大查房，临终前两周还参加同济医院组织的义诊。
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1950年，在东北）
左二为裘老
参加农村巡回医疗（1964年）
后排正中为裘老
裘老参加义诊（2008.05）
裘老视学术为生命，他连任数版《黄家驷外科学》和全国统编/规划教材《外科学》主编，凡30年。两部外科学巨著的参编者逾百名，篇幅达600余万字，从组稿、撰稿及全书逐字审阅，乃至稿件的打印及邮寄，裘老都亲力亲为。医院曾多次建议给他配备专职学术秘书，均被婉拒。
裘老在家审阅书稿（2007年）
耄耋之年的裘老，仍然雄心犹在，工作不止，直至以94岁高龄辞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案可查，他生前最后一周（2008年6月7～13日）所承担的公务为：参加中南6省肿瘤研讨会开幕式并讲话；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外文版）》被列入SCI收录源杂志，主持召开编辑部会议；接待广电总局记者，筹划拍摄纪念建国60周年节目；参加同济医院疑难病例会诊；与同济医院内科的同仁商讨出版《过晋源教授论文集》；接待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来人，为《黄家驷纪念册》组稿；与同济医院外科的同仁和门生商讨学科发展事宜；修订《黄家驷外科学》；审阅《外科学》规划教材书稿；为参加中科院院士大会和全国外科学大会起草发言稿；撰写自传。
如此密集的日程安排，是晚年裘老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律己：
1958年，裘老携全家由沪迁汉，当时院内仅建成16套正教授住房，且已各有其主。校方为裘老安排相邻的两套副教授住房，文革开始后他即放弃一套，之后近40年全家居住面积仅70余平方米。直至2004年，为方便全日照料裘夫人的保姆留宿，住房才有所扩大。裘老夫妇先后过世后，其子孙两代遵照二老生前遗愿，一致同意放弃继承权，将住房无偿归还学校。
裘老夫妇居住逾半个世纪的旧居
（三楼，窗口有晾晒的被子）
改革开放之初，为重建我校与德国的传统联系，裘老于1979年首次率队赴德访问。在德期间，德方负责提供住宿，另外每天每人给予80马克零用。除德方的正式宴请外，代表团一行平时多以快餐充饥，回国后全体成员将节余的外币全部上缴卫生部。其后，裘老曾多次赴国外访问，彼时国际航班远不如今日方便，且机票价格十分昂贵（如由北京飞至法兰克福的直航班机，经济舱票价约相当于1万余元人民币），为尽量节省当年尚属稀缺之物的外汇，即使须多次转机，他也想方设法购买廉价机票，并尽可能住宿于条件简陋的青年旅社。
裘老公务繁忙，经常赴国内各地公干，除邀请方给予的礼遇外，数十年始终坚持乘坐经济舱出行，坚拒校方的任何特殊照顾。
念旧：
如同所有的老派读书人，裘老念旧情。多年来，凡相熟的老同事患病，从会诊到治疗他都亲自参与，晚年不再主刀，也必亲临手术室“督阵”。
裘老与武忠弼教授相识、共事逾60年，可谓知己。2007年3月初，武教授突发肠梗阻，裘老亲自主持大会诊，确定诊断及治疗方案。手术全过程，裘老均在场陪伴。武教授住院期间，裘老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时去病房探视。在武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上，裘老真心流露的不舍和悲痛，令人感动至深。
裘老在武忠弼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上（2007年）
家母是早年随同济医院由沪迁汉的老同事，她1930年代就读于燕京大学（家政系），曾与吴阶平（医预科）同学，但自文革开始已多年未有联系。约1970年代末，吴阶平于文革后首次来汉开会，裘老特意打电话转告家母去东湖宾馆与吴见面叙旧。2001年家母罹患恶疾，裘老闻讯后，多次向我提出诊疗方面的建议，并不听劝阻，攀爬七层楼梯亲自登门探视。
早年曾照料裘夫人的小保姆，裘老始终将她视为自己家人。此后近20年间，小保姆的自学、求学，乃至求职和成家，均获裘老悉心关照。
关爱后进：
裘老从医、从教近70年，对晚辈关爱有加。无论是“嫡传”的门生或素昧平生的后学，凡求教学术或医术的来函，他都逐一亲笔作复。对有志的年轻人，在课题申报、职称晋升、工作安排、业务开展、甚至个人生活等各方面，他都给予关心和帮助。
裘老与大学生在一起（1980年代初）
一位90年代后期归国的晚辈学者，在学术上曾获裘老鼎力支持。10余年前，此人因故涉讼，属事关名誉之争的民事案件。裘老获悉法院将公开审理，执意要亲自出庭旁听。开庭前一天，我遵一位师长之嘱，曾登门劝阻并“晓之以理”：裘老与案情毫无牵连，以其声望、地位之尊和年事之高，为避嫌计，不宜出面介入。闻言后裘老沉默良久，未置一词。但次日一早，他仍准时在法庭现身。此案当年轰动一时，众说纷纭。姑且不论案件本身的缘起、是非曲直和结局，裘老所为，凸显他爱护和支持后辈学者的一片真心。
我本人也曾亲身蒙受裘老的关爱。1990年代后期，我体检时发现胆囊有大块结石。裘老闻讯后一再提醒，须警惕并发胆囊炎，且少数病例可能转为恶性程度极高的胆囊癌。但是，由于无任何临床症状，自己一直不以为然。2005年年初的一个周末，裘老突然来电话告知，他已亲自为我联系了床位，并安排擅长微创手术的丁志强教授主刀，嘱我立即去办理入院手续。由此，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外科手术。术后丁教授来查房，笑言：平时做此类手术一般仅耗时10余分钟，由于裘老亲临手术室坐镇，特意拖延至近半个小时才结束，“以示重视”。
情系母校
裘老平生最在意的三件事是同济、外科和德国，真实反映了他对学问的追求和对师承的尊重，足令我等晚辈奉为楷模。裘老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从他人生经历中的两次重要选择，可见一斑。
——1930～40年代，裘老曾旅居德国整整十年，彼时其医术和地位已达相当高度，作为华裔，在自视为“优等民族”且传统上具有排外倾向的德国，属凤毛麟角。但二战结束后，思乡心切的裘老即携妻带子，毅然归国，回母校任教。
1930年代在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求学
（前排左起过晋源、裘法祖，
后排左起江圣造、谢毓晋、王辨明）
青年裘法祖夫妇（右1-2）
携子由德回国途中（1946）
1940年代的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
——1950年代初，我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奉命内迁武汉。彼时裘老已是享誉国内医学界的著名教授，除担任同济医院外科主任外，还兼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大众医学》杂志主编和上海市卫生局顾问（来汉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须定期回沪，履行所承担的公务和手术），且裘夫人是德籍，无论从事业或家庭考虑，留沪无疑是首选。但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情，裘老义无反顾地来到工作和生活条件远不如上海的武汉。
建设中的中南同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954）
直至晚年，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设、发展，始终是裘老难以割舍的牵挂。裘老钟情于母校，母校也以裘老为荣。回顾历史，自1930年代至1950年代在同济医学院就读并留校工作的众多学长，以及同一时期并入、或由外校分配/调入医学院的一批前辈学者，可视为母校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和精英，他们共同谱写了母校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裘老当之无愧，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伉俪情深
缅怀裘老，必然会提及裘夫人。1930～40年代，曾有多位留学德国的同济医学院校友与异国女子结缘，并于二战结束携妻回国效力，但其后均因种种原因而劳燕分飞。唯独裘夫人不离不弃，由德国到中国，由上海至武汉，与裘老风雨与共，无怨无悔，相伴终生。夫人的贤惠和矢志不渝的陪伴，使裘老始终葆有温馨的家庭和浓郁的亲情，得以在事业上大展宏图。
1940年代的裘老夫妇
裘罗懿（1922.06.15～2013.06.19）
裘老夫妇当年的结婚戒指
（二战时期，金首饰难得，故用纯钢制作,
内刻有42年12月24日字样）
裘老全家福（1952年于上海）
裘老全家福（2001年于武汉）
裘老和夫人（2003年于武汉）
裘夫人是典型的德国人，但其言行举止极似老派的中国人，廉洁奉公，自律甚严，有人戏称裘夫人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自1950年代起，裘夫人即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同济医学院教授德文，教龄逾30年。1980年代中期，高校教师评定职称，外语教研室推荐裘夫人为副教授。但她坚辞不就，理由是自己本科所学为护理学而非德语专业，自认不符合副教授资质。即使职称获学校批准后，很长一段时间，裘夫人只肯按照讲师级别领取工资。
裘夫人于1946年来中国，1958年9月被外交部特批获中国国籍，对第二祖国有强烈的归属感。1970年代末，为重建我院与德国的传统联系，裘老率“器官移植代表团”首次访德，彼时裘夫人正以私人身份回德国探亲。在慕尼黑市议会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市议长致词时表示：“裘夫人在中国多年，为增进中德两国友谊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她已加入中国籍，但为方便今后来往，慕尼黑市愿意恢复裘夫人的德国国籍”。但是，裘夫人致答词时明确表态，自己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得很好，感谢议长的好意，婉拒了对方的建议。
裘夫人的入籍证书
1960～80年代，裘夫人长期担任医学院德语班教学工作。改革开放后，德语班学生多有机会赴德国深造，临行前她都谆谆告诫，希望学成后回国效力。许多知情的老同事都由衷赞叹，裘夫人实在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裘老夫妇感情深厚，1980～90年代，裘夫人身体尚康健，常陪同裘老去航空路邮局邮寄稿件或去校内打印社复印资料。当年二老携手相伴而行的身影，曾被誉为同济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裘老公务繁忙，经常去外地公干，裘夫人每每在三楼住处依窗送别及迎候，此事广为众人所乐道。晚年的裘夫人因腿疾而不良于行，天气晴好之时，裘老在旁人协助下推轮椅陪伴夫人在校园内散心。二老相沫与共的深厚感情，在医学院师生中传为佳话。
裘老夫妇漫步校园（2007）
裘夫人喜食“萨拉米”（一种特殊风味的德国香肠），既是饮食偏好，也寄托对故国及青春岁月的念想。逢有同事赴德访问，裘教授所托之事就是代购“萨拉米”，以解夫人的乡愁。
裘老故世后，其三公子曾告诉笔者：裘老暮年，夫人已断续出现意识障碍，但无论公务如何繁忙，也无论夫人是否能应答如常，裘老每晚必陪伴在床边，与夫人闲谈数十分钟，多年如一日。此情此景，令人感喟不已！
裘老生前和夫人最后一张合影（2008年春节）
童心未泯
裘老乐天，直至晚年，始终葆有“老顽童”的心态。作为超级足球迷，即使9旬高龄，裘老仍午夜起床观看世界杯或欧洲杯决赛的电视转播，有时还连夜与同为球迷的吴孟超院士通电话，交谈足球经。
裘老口语带有浓重杭州乡音，他常自嘲“我讲普通话中国人难懂，讲德国话外国人难懂”。裘老风趣、健谈。我曾与他同机赴外地开会，途中两个小时，有幸聆听他讲了120分钟的笑话和段子。
裘老与武忠弼教授是至交。直至暮年，二老在聚会时仍经常“文斗”和相互取笑，成为在场旁观者期盼的“余兴”。论思维敏捷及口齿伶俐，裘老似稍逊一筹，但往往主动挑起事端，即使遭对方迎头痛击，仍屡败屡战，乐此不疲，一旦自认占得上风，则得意非常，仰天大笑不止。
一对＂老顽童＂——裘老和武老
高龄的裘老始终接“地气”。我习惯晚睡，裘老在世时常深夜打来电话，“传播”新听说的“段子”，有时不待对方领悟其中的“妙处”，话筒中即传来他的朗朗笑声。记得裘老曾“转售”的一个“新”段子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即使我冒昧直言此段子流传已久，亦丝毫未减其兴致。
裘老临终前一周（2008.06.07），应邀参加中南六省肿瘤学进展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言。裘老未准备书面讲稿，侃侃而谈近半小时，听众反应十分热烈。下讲台落座后，裘老一再向邻座的笔者“炫耀”：“怎么样，我还没有老糊涂吧！”，脸上流露出不加掩饰的“自负”和“得意”，如同小学生考试获得好成绩一般。当时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在中南6省肿瘤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
（2008.06.07，逝世前一周）
盛名之累
一如国内某明星曾出书感叹做女人难。对裘老而言，则是做名人难。
中国是人情社会，看重关系、背景（其实国外何尝不是如此，但此风以国内为甚）。裘老是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其在医学界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因此，头顶名人光环的常人裘老，晚年屡受“请托风”之累，为各种事由而直接、间接拜托裘老提供帮助或进行说项者众。老话讲“求人难”，读书人所追求的境界之一是“万事不求人”。更何况，裘老也并非时时、处处一言九鼎，施之援手后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的苦衷和无奈，难为外人道。
在多数情况下，凡事关医院/医学院建设或校内青年才俊在学术界发展，裘老都不辞劳苦、尽力而为，有时甚至是勉为其难。笔者从多位相识的校外知情者处获悉，事无巨细，年届九旬的裘老曾付出种种艰辛的努力。
即使有人因私事相求，在合乎情理且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裘老也不吝提供帮助。1980年代中期，我熟识的一位医学院教师，因个人原因希望南下发展。如今看来，此乃区区小事，但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调动工作谈何容易。百般无奈之下，他冒昧登门恳请裘老相助，最终得以如愿。当事者日后在新的工作岗位表现极为出色，时隔30余年谈及此事，仍对裘老感恩不尽。
人无完人
常人孰能无过，裘老亦有自己的局限。裘老臧否“人”“事”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和一定之规，但有时难免固执，先入为主，失之偏颇；裘老关心学院和医院的建设，但脱离一线已久，某些想法可能不尽切合实际；裘老身为全校公认的学术权威，在校内外有一定话语权，但他对自己任职数十年的同济医院或特定学科不免有所“偏爱”；裘老与其同仁共同创造了同济外科的辉煌，并将同济外科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他对某些具体事务的干预或处置未必完全妥当；等等。
毋庸讳言,无论裘老生前或身后，坊间均有某些流言。其缘起，多为事出有因的误解，或属查无实据的谣传。同时，由于裘老的地位及声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可能产生放大效应。
裘老的职业生涯长达70年，难免陷入某些欲避之而不及的人事纠葛。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学术观点的分歧、工作中相互配合的默契程度、师承关系的亲疏、日常交往中言行的分寸，以及涉事双方的性格使然，均可能导致彼此产生芥蒂，一旦处理不当，更可能激化矛盾，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此，外人未必完全了解实情，更难以揣摩当事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不宜想当然地评判其中的是非。
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之前的近30年间，阶级斗争的“弦”始终紧绷，各项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在此大背景下，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个人置身其中，在不同时期和场合，可能有意、无意地对他人造成伤害，从而遗留某些难以释怀的恩怨和遗憾。
笔者无意、也无资格评论同济医学院过往历史，或置喙其中的是非曲直，但认为某些传闻有失公允。论及当年轰动湖北省医务界的特定冤案，无须为尊者讳，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非常年代，裘老也难免有过违心之举或违心之言，但他绝非始作俑者，更无心、无力左右事态的发展及最终结局（开展临床新技术→患者因并发症死亡→医疗事故→阶级报复→全院批斗→身陷囹圄）。如此境况及个人的种种苦衷，非当事者难以真切感受和言说。若拷问人性的话，在整个医院/医学院范围内，当年曾亲历、目睹冤案发生者众，但源于严酷的政治氛围，普通群众唯求自保（完全可以理解），未闻有人敢于“丧失阶级立场”，遑论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笔者从多位知情者处获悉，冤案的始作俑者及指使者确有其人。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以不同身份而涉案的两位主要当事者，之后的人生历程及命运出现如同过山车式的起落和转换。如所周知，文革结束后，冤案受害者其沉冤得以昭雪，并以他后半生的所为，赢得世人赞誉和尊敬，更反证了当年被罗织和强加的“罪名”何其荒谬。而冤案的始作俑者因炮制此案“有功”及其他“事迹”，当年被树立为湖北省“又红又专”知识分子的典型。但曾几何时，此人却因极端道德败坏而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二者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角色反转，令人不胜唏嘘。
往事并不如烟，但人性何其复杂，真相何其诡异。时过境迁，后来者在未能全面了解历史真相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地以今人的认识水平褒贬往事和故人。有幸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已取得巨大进步。前事之鉴，后事之师，通过总结历史教训，不断健全法制并坚持依法治国，正是为杜绝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为还原真实的常人裘老，我忆及一件亲历的往事。裘老和武忠弼教授是知交，二老精诚合作，为促进中德医学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但自1990年代中期起，由于年事已高，且夫人身体欠安，裘老逐渐退出了一线的外事活动。2006年，德国新任总理默克尔（Merkel）首次来华访问，专门宴请为中德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受邀者名单由德国驻华使馆拟定，并直接通知当事人。彼时武老也在受邀之列，专程赴京获接见并合影。闻知此事的当时，我和一位同事正在裘老家中议事，瞬间觉察到裘老不经意流露出的一丝失落。但数日后武老载誉归来，裘老仍如常热情相迎。此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名重如裘老者，有时也难免受身外之物所扰，这岂不正是常人之常情？！
生死观
裘老是唯物主义者，对生死十分豁达。裘老曾在不同场合提及希望“慢慢地老，快快地死”，不愿给他人和社会增添负担，且坦言身后不保留骨灰。
论及裘老“笑对生死”，可举一例。为照顾裘夫人，裘家雇有两名保姆，她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回家有时向裘老传播校园内的八卦新闻。武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后数日，保姆告知裘老：“保姆圈中有人议论，这位武教授是何人，办丧事如此气派。旁边的保姆插话，听说医学院还有一位年龄和名气更大的老教授，以后丧事一定办得更加排场。”一般而言，年迈者忌讳谈及生死。但裘老闻此八卦，不以为忤，并当保姆之面向我转述此“趣闻”，言毕还捧腹大笑。
2008年6月15日是裘夫人86岁生日，身处异地的子女相约回汉为其祝寿。6月13日，裘老与久别的子女欢聚并叙家常至深夜，凌晨还兴致勃勃地观看欧洲杯足球决赛，但次日清晨起床如厕时不慎跌跤而意外身亡。中国民间将高寿者故世称之为“白喜事”，94岁高龄的裘老以如此方式辞世，哀甚？幸甚？！！！
裘老生前曾多次谈及，夫人出生和成长于异国，与他结缘，相伴终生，并以他为全部生活的中心。因此，裘老希望夫人走在自己之前，以免老伴日后身陷孤老的寂寞和无助。但实际上，裘老逝世前后，夫人已基本丧失意识，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化解了裘老的“后顾之忧”。
裘老过世后，子女遵从其生前嘱托，再三向学院和医院领导表示，希望在不增添痛苦并顾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延续裘夫人生命，一旦病情恶化且不能逆转，则放弃不必要的过度治疗。五年之后（2013.06.19），久病卧床的裘夫人在医院中平静地告别人世，享年91岁。这位平凡又非凡的女性，终生怀有对裘老及子女的爱恋和深厚感情，从而支撑她在万里之遥的异乡度过了67年的漫长岁月，其间虽经历种种动荡和艰辛，始终无怨无悔，令人感佩至深！
裘老逝世的次年（2009.04.07），其部分骨灰撒入同济校园。裘夫人逝世后，子女遵遗嘱，将父母骨灰合并，分别撒入长江和德国伊萨河（Isar）。二老得以遂愿：魂归母校、魂归故土、魂归自然。
裘老骨灰被撒入校园（2009.04.07）
裘老及夫人的骨灰被撒入长江（2013.06）
裘夫人家乡的Isar河（德国）
逝者如斯
幼时，屡从家母（时在上海中美医院/同济医院任职）言谈中闻及外科专家裘法祖的鼎鼎大名，如雷贯耳。1948～1954年，我就读上海市静安区长乐路（旧称蒲石路）乐育小学，校址紧邻裘老宿舍（留园）所在的弄堂。清早上学的路上，有时可遇“小汽车”（沪语对轿车之俗称）接送裘老上班，彼时有此等待遇者实属罕见。如此的“排场”，给孩童时代的我和周遭一众小伙伴留下难忘的印象。60余年前的所见所闻，仅为自己对裘老的“单相识”。
上海长乐路“留园”的旧居
裘老一家住此楼三层
裘老过世前的20余年间，因种种机缘，我与他多有接触，受益良多，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论及年龄，我属晚辈，但裘老“尊少”，一直以“龚教授”相称，并按江浙一带吴语发音将“龚”姓称为jiong。裘老过世后相当一段时间，夜深人静之时，凡电话铃响，脑中常不由闪现他以略带嘶哑的嗓音呼我“jiong教授”的往事。
裘老是毋庸置疑的名人，其学术造诣、医术及医德被众人奉为楷模。但是，头顶光环的裘老本是常人，工作中的失误和瑕疵，以及人性的弱点等，均在所难免。我不厌其详地追忆亲历的点滴见闻，也直言裘老的某些局限及疏漏。但是，反求诸己，现实中的你、我，又何尝不都是存在缺陷或不足的个人。因此，无从、更不应苛求本属常人的裘老。
作为晚辈及后学，我所认识的裘老，是一位医术精良、医德高尚的名医，是一位治学严谨、学术造诣高深的老派读书人，是一位痴情同济，为母校发展而呕心沥血、无怨无悔的长者，也是一位睿智、乐天、不失风趣、念旧、自律甚严、但难免人性弱点的常人。值裘老逝世10周年之际，撰此文表达我对前辈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附言
2014年出版的《裘法祖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笔者曾撰文《常人裘老》。本文以该文为基础，补充了相关资料和见闻，仍保留原题。文内所附照片多选自《人民医学家裘法祖》一书。
笔者对裘老生前身后事的评述，仅为一己之见、一家之说，所谓“天下文章天下读，各自感悟各自足。天下观点天下辩，各自欣赏各自鉴。”
（本文作者系同济医学院免疫学系龚非力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