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The secrets of a top salary in science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6月23日的《自然》社论上
多劳者未必多得。
Michelle Pfeiffer曾说过，她演戏不求报酬——“但我要求高额的薪资，以补偿我作为公众人物所面临的各种烦恼。”许多科学家的态度亦然：他们享受科研过程及其中的刺激，十有八九不求金钱回报。每月的工资则是用于补偿随之而来的各种琐事——填表，开会，官僚主义，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糟心事。
在欧洲高校中，行政职务与高薪酬息息相关。
Rune Johansen/Getty
即便如此，一些科学家得到的报酬还是比另一些科学家多。为何你不能成为其中一员呢？虽然许多报告——包括《自然》两年一度进行的薪资和态度调查——都指出世道艰难，但每个研究者都知道，或者说至少相信，身边的某位同事对科学的投入似乎不如自己，工资却高出许多。这是为什么呢？
《科学与公共政策》中的一篇分析报告曾试图寻找答案。它并非致富之道，其中也有大量值得推敲的地方。况且我们知道，大部分《自然》读者并不是为了钱去做科研的，对吧？不过即便如此，看看这篇分析也无妨。
该论文是基于十个欧洲国家，数千名在高校工作的学者所提交的数据撰写的。由于国与国之间薪资总额差距显著（瑞士最高，波兰和葡萄牙最低），故只进行了国内的薪资比较，未跨国对照。开展该项目的研究者是来自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Marek Kwiek，他选出了每个国家薪资前20%的学者。随后，他基于这些学者对自己平常的工作周及工作产出的描述，寻找他们的共同点。为减少较为年轻及事业起步期的科学家收入相对较少这一自然偏倚，他只统计了40岁以上，至少有十年工作经验的研究者。通过将研究者们归入五个不同门类（跨度从物理科学和数学到人文和社会科学）而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区分。
他发现，一般而言，高薪的欧洲学者往往年纪较长，在实验室内花的时间并非最多，却比别人承担更繁重的行政职务，而且频繁担任合著者。事实上，他们在各类学术活动中投入的时间，比收入低于他们的同事更多——同行评审，学生指导，诸如此类，但科研和教学除外。这一发现和同类研究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尤其是在美国，那里工作时间最长，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往往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最为相近：工作时间越长，研究所获得的报酬越高。）和某些研究不同的是，这项在欧洲进行的研究并未发现高薪与性别之间的普遍联系；但波兰除外，该国高收入人群中女性少于男性。
对于一位每天在实验室工作12小时的年轻欧洲科学家而言，实打实的努力和经济回报之间并没有太多联系让他们感到沮丧，这一感觉是完全正当的。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聪明优秀的人才依然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虽然许多收入丰厚、40岁以上的科学家无疑会声称他们年轻的时候同样付出了更多精力。）对于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揭露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和欧洲大陆间文化及社会差异依旧较大。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这让我们得以一窥收入排在前20%的科学家的日常，以及他们获得高薪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