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研究组织（CRO）公司的历史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与生物技术产业的合作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随着大药厂研发费用的暴涨，外包研究和临床研究行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大药企，如赛诺菲（Sanofi）、礼来（Eli Lilly）和辉瑞（Pfizer）在预算的压力下开始转向寻求CRO公司，这导致了全球药物开发外包行业的兴起。
随着对外包需求的增长，已有的合作关系就需要重新构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要。现在CRO和药企间的战略性合作包括像功能性服务提供商（FSP）那样的外包合作，它是更加专业、个性化的服务，而不是一个“通用型”的模式。一家药企可以基于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CRO公司。其中有些合作更强调数据管理，使得制药公司可以藉此扩展数据资源，并节约时间和金钱。
研究发现，近期内研发外包和生产外包都没有放缓的迹象。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步建立起对所有参与方最有利的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1. 辉瑞（Pfizer）、 Icon和Parexel：
两年前，辉瑞宣布它需要削减数十亿美元的研发预算，并寻求新的削减成本的方法。除了传统的裁员外，这家药企转而与CRO公司合作。
两家颇受欢迎的CRO——Parexel和Icon与辉瑞签署了长达5年的临床研究合作协议。对于辉瑞来说，协议将大量的工作交由CRO公司来完成，而辉瑞只是对临床过程进行全面的监督。
这种两个合作伙伴的模式将简化我们的流程，显著地降低我们在临床试验过程中使用外部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并降低风险和确保质量管理，”在协议宣布时，辉瑞的John Hubbard说道。
虽然一些专家推测，这笔交易的金额大约为67.5亿美元，但确切的交易额一直没有披露。
2. 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和INC Research：
今年4月，安斯泰来和INC Research宣布，双方正在扩展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建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FSP联盟，INC Research将向这家日本制药巨头提供包括临床监察、试验管理、文件管理、试验启动、可行性研究和临床数据管理在内的各种服务。
今年3月，William Blair的股票分析师John Kreger在Outsourcing-Pharma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FSP模式已经引发了一些大药企比如礼来、美国默克（Merck）和赛诺菲的兴趣。所有这些公司都表达了进一步使用这一模式的兴趣，期望利用此模式进行数据管理。
除了这些服务以外，INC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业务部门，用来为安斯泰来提供和实施FSP服务。两家公司估计，合作将有最多能节约40%的成本，同时可节约整个研究过程10-20%的时间。
3. 赛诺菲（Sanofi）和科文斯（Covance）：
2010年，当赛诺菲需要改造其研发结构，这家制药巨头转向外包以减轻负荷。在这个时候，赛诺菲注意到，2008年礼来与科文斯之间价值16亿美元的合作交易。这笔交易是2008年FierceBiotech 10大交易中唯一的CRO与药企间的交易。
赛诺菲与科文斯之间确定了长达10年的合作关系，交易额达22亿美元。这笔交易使双方都能专注于各自的业务上。对于科文斯来说，交易使得它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赛诺菲的两处欧洲机构，并获得了赛诺菲的化学、生产和质控服务。而对于赛诺菲来说，得以获得科文斯在药物发现、毒理学、化学、I-IV期临床研究、中心实验室和药品获批的服务。
4. 武田制药（Takeda）、科文斯（Covance）和昆泰（Quintiles）：
2011年初，五天制药完成了与科文斯和昆泰的交易，这是一个涉及到药物开发的虚拟外包。根据Outsourcing-Pharma的报道，合作方宣布，武田制药的目的是实现一个“全球项目的外包策略”以提高效率。考虑到这一点，虚拟外包的合作对每个合作方都没有增加负担：武田制药完全获得了两家CRO公司的开发和实验室服务，而科文斯和昆泰获得了武田制药的资源和在研产品线。
武田制药、科文斯和昆泰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公司之一。虚拟业务模式可以使较小型的CRO公司和制药公司合作，而无需建立一个大型的工作设施。
5. 礼来（Eli Lilly）和Parexel：
亚太地区是药物开发和临床研究的温床。当礼来意识到它想在亚太地区扩展业务的时候，它转而与Parexel International合作来实施这个计划。Parexel已经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它的业务，在印度、澳大利亚、台湾、韩国等设有办事处，礼来希望籍此方便地进入这一地区。比一般的合作关系更进一步的是，这两家公司之间是一种功能性服务提供商（FSP），合作帮助礼来在一个已经充满竞争、快节奏的市场更快地将更好地销售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