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年可供应的能源总量来看，生物质能源的年供应量理论上可以满足目前每年全球的能源消耗量。因此，有人把生物质能源看作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之后的全球第四大能源。在我国，生物质发电和生物质燃料都已有20年以上的研发和利用经验，在未来10-20年均大有可为。其中，生物质发电的新增装机容量在从2006年到2010年的4年间累计新增330万千瓦，而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规划，到2015年底累计装机容量会达到1300万千瓦，5年间累计新增750万千瓦，几乎是前5年的两倍。
我国发展生物质发电具有诸多优势。首先，中国是个粮食产量大国，根据MARTEC咨询公司的数据，中国现有的各类农作物秸秆每年达到至少6.5亿吨。与电煤相比，秸秆是一种很好的清洁能源，每两吨秸秆的热值就相当于近1吨标准煤，但其平均含硫量不到千分之五，而煤的平均含硫量近1%。
其次，由于秸秆和煤粉的燃烧特性不同，导致其锅炉的发电容量并不会很大，正适用于村镇范围内的分布式发电。从农村电力负载的特点看，农村用电量的特点是小而分散的，单位面积的地区用电量远远小于大城市，生物质发电适合以分布式发电的形式在全国数百个县级市中发展。
再者，较之其他新能源发电，生物质发电的输出稳定，不会像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对电网造成冲击，也不需要为此配置大容量的储能电池。此外，就标杆电价来讲，生物质发电目前也低于光伏发电。
但近年来，生物质发电也面临着诸多长期未彻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十二五”期间抓紧解决，必然会形成新一轮的障碍，影响我国生物质发电的长远发展。
第一，我国农作物秸秆的供给量虽然很大，但真正等到生物质发电厂“待米下锅”时，又常常显得拮据不堪，秸秆在收集、运输和存储方面的问题共同造成了这种困境。
发电厂在向当地方圆百里的农户购买秸秆时，除了到处发收购标语进行直购外，还聘请当地的代理机构统一收购、运输到发电厂。在这一过程中会面临的问题还不少，譬如在农忙时收割讲求时机，为了抢收抢种，留给农民收割秸秆的时间非常紧迫。恰恰这过去的20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了大城市，农村留守的多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若农民雇佣青壮年劳动力来协助收集秸秆，自然提升了卖方的价格。
此外，同一地区范围内的生物质电厂多起来的话，卖方必然会坐地涨价，毕竟现前还是自由交易的市场。更何况，一旦方圆百里内还有一些化工厂需要利用秸秆、木屑作为生产原料的话，就更多了一批竞争对手。
第二，对于发电厂来说，如何保证秸秆的质量又是一大难题，比如大面积的存储、脱水。再遇到梅雨季节和湿度较大的气候环境，会严重降低秸秆燃烧的品质。虽然目前市场上已有各式各样的脱水设备，但这又是一笔额外开支。
这些问题若能顺利解决，短期内，生物质发电会比其他新能源发电更适用于分布式发电。一个由两台机组共50MW的机组可以满足人口在30到50万城镇的居民日常用电，等于解决了一个县级市的用电需求。
对此，我们还是有许多方面可以去改进。譬如，由当地政府组织成立专业的收购机构，按周边大城市的收入水平给予工资和补贴，这样成本肯定低于私人开设的机构，也不会造成代理机构之间哄抬收购价格；对于运输秸秆的货运车辆，免去从耕地到电厂的路桥费和其他相关税费；在启建生物质发电厂之前，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仔细实地调研当地农作物的收割、收集难度，包括研究不同农作物的季节生长特性，避免因农作物特点造成的收割、收集和储运难问题；此外，还要考虑同一范围内的秸秆资源的分配，以及一些化工厂可能对秸秆、木屑产生的需求。对于定期需要晒干脱水的储存秸秆，政府统一布置和安排晒场的工作。
过去五年，当地政府建立生物质发电厂，是为了实现农民创收和解决秸秆焚烧这样一举二得的好处。如今在发展中遇到的这些问题，还应由当地政府配合上级政府逐一解决。否则，恐怕三五年后，即便实现了装机容量的目标，依然有电厂面临亏损和倒闭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