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竞争不是传统的劳动力竞争，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
综合考虑长远战略、现实竞争力、环境成本等因素，发展低碳经济不是高成本，而是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中国要低碳化，靠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受当前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约束，空间有限；但在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引导消费者行为方面，大有可为。
一、低碳经济的涵义与决定因素
何谓低碳经济？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界定。如果低碳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来说的，那么它是一种经济形态，主要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碳生产率即每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GDP或附加值比较高；二是社会人文发展水平、生活质量比较高。
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在农业社会（现在世界上很多最不发达的国家仍基本处于农业社会），人们非常贫穷，很少有商品能源的消费，也很少有碳排放，尽管社会产出并不高，但相对于无穷小的碳排放，表现出的碳生产率非常高。但这并不是我们所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因为其社会发展水平很低。到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劳动力比较密集，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在这个阶段，虽然商品能源的消费仍然较低，但碳生产率相对于农业社会已经下降了很多，也还不是低碳经济。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居民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能源密集度高的基础设施、居民住房和高耗能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的投入和消费增长快、规模大，因而碳排放非常高，相对来说碳生产率较低，这也不是低碳经济。只有到了更高级的知识密集型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
技术进步是低碳经济的决定因子或者说是控制因素之一。碳生产率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比如说同样生产一吨钢，中国在20年前要1.3－1.4吨标煤，现在才不到0.7吨标煤。再比如说建筑节能，以北京为例，过去很多建筑是木窗户，后来是钢窗户，再后来是单层玻璃的铝合金，现在是双层的断桥铝，房屋外面加了节能层，建筑节能水平提高了很多。发电技术方面，十几二十年前，发一度电至少要400克标煤；现在中国的平均水平大约330克标煤，最先进的超临界发电机组只要290克标煤。
能源结构也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二氧化碳主要是在化石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化石能源指含碳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能源消费得越多，则碳排放量越高。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商品能源中化石能源的市场成本最低，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越高，发展的成本就越低。这就涉及到一个资源禀赋问题。
资源禀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文资源禀赋，即知识和资本。像法国，在发展核电上有其技术、资本优势，核电在其整个电力结构中占的比例超过了2/3，除了自己消费，还卖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二是自然资源禀赋。零碳能源方面，像北欧的挪威、瑞典，它们水资源丰富，水电占70%、80%；南美的巴西也是如此。风力发电，风太大或太小都不行，三级到五级最好。欧洲的风速比较均匀，风力利用小时比中国多。一般来说，年有效风力小时数达到2300小时，风力发电才算经济可行，而中国一般在1900小时左右。含碳能源也存在资源禀赋问题。在煤炭、石油、天然气中，煤的含碳量最高，每吨标煤含碳量是0.68吨，排放 2.5吨二氧化碳；一吨标煤热量的石油含碳量大概是0.5、0.6吨，排放约1.9吨二氧化碳；而一吨标煤热量的天然气只排放1.4吨二氧化碳。由于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然气较匮乏，这就限制了我们的能源利用。自然资源禀赋还涉及到森林覆盖率问题，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森林可以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在平衡状态，森林吸收和释放二氧化碳大致相等，因而从原则上讲，绿色植物属于碳中性。森林覆盖率越高，碳汇能力就越强。
低碳经济的第三个决定因素是消费者行为。没有人的消费，就没有碳的排放。美国的生活质量、收入水平与欧洲国家差不多，但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比欧洲要高出一倍。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因为美国是高消费、高排放的浪费型生活模式：建筑节能标准还没有中国高；几乎没有公共交通，全是私人汽车；夏天房间里温度调到 18度，冬天调到25度；喝水是把冰倒满之后加一点水。而欧洲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建筑节能标准也非常高。生活方式不改变，碳排放就降不下来，所以消费者行为非常关键。
二、对于低碳经济的几种误解
对于低碳经济，有几种误解需要澄清。
第一种误解，认为低碳经济是贫困的经济，咱们不能搞。其根据是，最贫穷、最不发达的国家碳生产率都很高，人们不消费、没车开、交通困难，当然是低碳状态。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都很高，高排放才有高生活质量。
这种误解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在较高人文发展水平情况下也可以是低碳的。以使用零碳的核能为主的法国，人均碳排放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一半；北欧国家绝大部分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丹麦基本上是风电，挪威、瑞典基本上是水电。这些国家碳生产率很高，生活水平也很高。可见，生活质量并不是用碳排放的多少来度量的。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要走向贫困，而是要在保护环境气候的前提下走向富裕。
第二种误解，认为一旦搞低碳经济，那么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业就不能发展了。中国有的城市一开始对低碳经济、低碳城市很有热情，但后来不愿意高调践行，就是因为害怕大型的化工、钢铁行业投资受到限制。这完全是误解。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须要有一些相对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产品来保障经济运行、保障生活质量，否则社会没法运转。要是没有钢铁、水泥、建筑材料，高速公路怎么建？房子怎么建？即使像英国、意大利那样，房子都建好了，但也有个寿命期限，一二百年之后还得重建。所以，低碳经济绝对不应该排斥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产品，而应该想办法尽量提高碳效率。
第三种误解，认为一旦搞低碳经济，我们就不能开车、住大房子、享受空调了。其实并非如此。在低碳经济状态下，交通便利、房屋舒适宽敞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欧洲现在有很多零排放建筑，隔热效果非常好，一旦用自然通风、地热把室内温度调控到一个合适的水平，能保持很长时间。交通领域，我们可以开发太阳能汽车、生物燃料汽车等；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从北京到天津，乘坐公共交通只要半个小时，何必浪费时间自己开车呢？自驾车不仅累，还有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搞低碳经济并不一定会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相反，生活品质可能还会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种误解，搞低碳经济要用先进技术、低碳能源，成本太高，我们做不了。这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不对。从长远战略上来看，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今后的竞争不是传统的劳动力竞争，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如果我们为减少成本，图当前一点蝇头小利，将来我们的产品、产业甚至整个经济就可能没有竞争力，从而被排斥出世界经济的主流。从现实竞争力来看，这种说法也不成立。现在欧洲、美国的很多产品都有“碳标签”，标明该产品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消费者会有意识地选择低碳产品，如果我们的产品碳含量比较高，别人不买，我们就失去了市场。包括发达国家要对中国产品征收所谓的“边境调节税”，就是因为考虑到我们的产品碳含量太高。除此之外，还有环境成本问题。化石能源除了排放二氧化碳，还可能造成二氧化硫、粉尘、氮氧化合物、重金属等污染；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的环境负荷就非常低。
把长远战略、现实竞争力、环境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发展低碳经济就不是高成本，而是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
第五种误解，认为低碳经济是好东西，但太遥远，我们现在还没到发展低碳经济的水平，以后到了那个水平再说。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低碳经济是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任何节能的、防治污染的、环境友善的行为，都是对低碳经济的贡献。我们搞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关闭小火电、小水泥；作为消费者，随手关水龙头、关灯，把白炽灯换成节能灯，用太阳能热水器，这都是在向低碳化迈进。所以低碳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生活、生产、消费中。
三、发展低碳经济，不能盲目寄希望于调整产业、能源结构
怎样发展低碳经济？这是关键问题。有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必须改变、调整产业结构。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其自然规律，我们不能违背。在农业社会，农业绝对是大头；在劳动力密集或资本密集的工业化阶段，工业肯定是主导。中国现在工业占第一位，而不可能把服务业放第一位：第一，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水平去跟发达国家竞争服务业；第二，我们需要一些高能耗产品来满足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哪一块砖、哪一根钢材离得了能源和碳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况且服务业首先要有服务对象，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对谁服务呢？中国现阶段只能以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为主体，这样才能有高增长、有资产的积累；只有当资产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有发达的服务业。
受发展阶段制约，产业必然有其特定的结构比例。所以简单地谈调整产业结构，是一种误导。当然，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做一些工作，但空间非常有限。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少用含碳量高的能源，碳排放不就降下来了吗？然而，调整能源结构同样也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受资源禀赋的制约。少用点煤，多用点石油和天然气，确实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我们有这个资源禀赋吗？像欧洲、美国，石油占40%，天然气也很丰富；而中国的能源格局就是“富煤少油贫气”，没办法改变。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说要降低煤炭的比例，但至今没有降下来。第二，受资金、技术的制约。要调整能源结构，我们可以搞太阳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但问题是，所需的巨大投资从哪儿来？1990年代初建三峡水电站，发达国家、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当初只能用电力附加费的方式来筹资；搞核电，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建100座核电站吧？即使能建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铀矿资源。第三，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火电的市场价格是一度电三毛钱，上海搞绿色电力资源购买，鼓励大家买一块钱一度的风电，结果没人买。如果一块钱一度电大家都可以接受，那么也可以提高火电的价格，但现在中国还没有到这个收入水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大量植树造林，发展碳汇，这是最经济实用、最可行的办法。实际上这里面空间也不大。因为中国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相对来说并不算很丰富，能种粮食的地方都种粮食了，很多地方连草都不长，怎么栽树？水，得先保证粮食生产，而不能先去浇树。这样一来，能够种树的面积、能够用来浇树的水资源量都很有限了。中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18.7%，想再增加一点点难度非常大。
四、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
以上说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发展林业碳汇的空间都有限，但并不是说低碳经济就没法发展了。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做，而且可以加大力度做。
1.提高能源效率
在工业化阶段，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而且能源效率提高的空间非常大。比如说建筑节能。在发达经济体里，三分之一是建筑物排放，三分之一是交通运输排放，三分之一是工业排放。中国现在是工业排放量占大头，交通和建筑类排放较小。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住房品质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效仿欧洲的零排放建筑，在建筑节能这块有很大潜力。
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也非常大。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有，最落后的技术也有。像钢铁行业，中国有一些领先技术，例如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水平比较低，但小炼钢和落后技术则能耗高、排放多。这就意味着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电力方面，中国现阶段肯定离不开火电，那么就要上大压小，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使单位度电的排放量降到最低。中国在钢材、水泥、化工、机械等领域投资力度非常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淘汰小火电、小水泥、小造纸，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交通运输领域，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可做。航空交通耗费的燃油量比地面交通高很多：与低效率的小汽车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与大容量的公交，与高速铁路相比，至少高出三倍、四倍。现在北京到上海的空客一小时一趟，将来高速铁路要是建好了，每小时一趟，基本上就不需要飞机了，同样便捷的服务，但排放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很丰富，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较高，但相当一部分已经商业化。例如太阳能热水器，农村的小沼气，运用得很普遍；水电、部分发展较好的风电（如新疆塔里木的风电）等，也非常有竞争力；中国每年所利用的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折合标煤约三亿吨，如果每年的商品能源消费总量是30亿吨，生物质能占了10%。已经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可以进一步推广。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现在都在运行。欧洲有一项远大的工程规划，准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上建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站，然后建远距离输变电系统，把电力输送到欧洲。中国有广袤的戈壁滩，如果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戈壁滩的开发前景将非常广阔。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研发投入，做好前期准备。
交通领域，汽车不再只烧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现在有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电动汽车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最远可以跑400公里，如果蓄电池性能再好一点、动力更强一点，竞争力就会更大。太阳能汽车、氢能燃料电池等技术也在研发中，如果成熟，我们的交通服务将实现很少的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很多大文章可做，核能也很有前景。英国长期以来反对核能的声音很强，现在为了搞低碳经济，又把发展核能提到议事日程，准备进一步更新和新建核电站。美国也启动了新的核能计划。目前的核能利用，尽管在核废料处置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讲它是经济可行的；从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大国――法国就没有发生过核事故。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原来是在沿海地区，现在延伸到了内地。但有一个问题，发展核电所需的铀矿资源，中国比较缺乏。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协定，要求铀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亚国家给中国提供铀矿资源。
3.引导消费者行为
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节能意识来加速低碳经济建设进程，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有负面作用，是有环境成本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它征税。碳税跟能源税不一样，征能源税可能会打压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我们加以区分，只对碳征税，那么就只会打压高碳能源。高碳能源的比较收益降低，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较成本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也会增强。
中国现在征碳税的条件应该是成熟的。我们说条件不成熟，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没有承诺减排。如果我们国内征碳税，和国际政策似乎有矛盾。但实际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开的，我们可以不叫碳税，而叫可枯竭资源税。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资源税，而化石能源是可枯竭资源，那么征一个可枯竭资源税，实质上就等于碳税。原因之二，要征收碳税就需要相应的技术、信息、统计资料，一般认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统计条件。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碳只是在煤炭、石油、天然气里才有，这三项能源都是进入了市场的，统计起来应该非常简单。至于我们是在生产这一端来征收，还是在消费这一端来征收，都可以。所以，征收碳税并不是原则上不可行，而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补贴。所有技术的研发、运用，都会经历从高成本到低成本的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给予补贴，就会加速降低成本的过程。对一些暂时不具备商业竞争力，而社会成本又比较低的能源和技术进行补贴，会使它们更迅速地成长，走向市场竞争。
第三，要提高研发投入。很多低碳能源技术、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和企业商业化的投入，可以双管齐下。
第四，对于消费者行为，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奢侈浪费加以限制。几年以前我提出过一种设想，叫能源消费累进税制（或者叫碳排放累进税制）。我们的碳排放空间是有限的，而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给每个人一定的碳排放量，超出之后就得交税，超得越多税率就越高，跟我们的所得税一样。这样既兼顾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又可以使消费者行为更理性化，降低奢侈浪费的部分。要强调的是，能源消费税应是累进税率，而不能是统一税率。统一税率只会打压穷人，鼓励富人消费。
第五，要对公共消费加以控制。中国的公共消费浪费特别多，在高速公路上跑的小汽车多数是公车；办公大楼里，空调用电等浪费也很多。在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公共消费的低碳化，部长也乘坐公共交通。所以，政府可以率先垂范。
第六，国外在低碳社区、低碳城市等领域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开展国际合作。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如碳捕获与埋存技术，虽然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它耗能特别高，但作为一种技术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研发，使这种技术将来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战略投资。而且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有些领域是商业可行、能够产生收益的，例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到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中国大庆、胜利油田也涉及到二次、三次采油，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低碳经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清洁能源的比重和成本都不一样，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我们可以出口，碳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则可以进口。像矿石，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比我们国内采矿的成本低多了。
总之，低碳经济不是时髦的概念，可以落实到现实的行动。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消费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效率的提高，使中国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迈进――只有低碳社会才是可持续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