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在拯救生命的高价药物上不断打出制约之牌。大制药公司夸张地称，药物研发的高额成本如何挤占利润空间，这无法让人同情，首先，联邦政府支付惊人的资助金额以支持药物研发（很难获取准确的数值，因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的最大但不是唯一的出资人，据我最近估计，占到30％以上的研发投入）；其次，制药公司没有从事大量真正意义上的研发，80％以上的“新药申请”是现有药物重新改造而成；最后，大型制药企业用在营销上的费用要高于研发投入。
中国实施“强制许可”会促使大型医药公司高价定位药品
据路透社消息，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之后中国采用针对性举措，此外，印度通过“强制许可”允许生产专利药品的本土仿制药。
中国专利法修订后允许政府向合格公司发放“强制许可”生产专利药品的仿制药，以应对国家紧急、不寻常情况以及维持公共利益。
出于“公众健康”的考虑，合格的药品制造商也可要求出口到其它国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在WTO规则下，中国的“强制许可”主张是完全合理的，鉴于艾滋病和癌症的药物价格很高，它们容易成为这一措施的目标。印度向本土药企发放强制许可，让其生产多吉美（用于治疗肾脏和肝脏肿瘤）。中国似乎通过强制许可向新艾滋病毒药物（如，Gilead公司tenofovir）进行威胁，以提高其谈判筹码。在向一些国家购买tenofovir时，中国不需要支付少量的专利费。在媒体披露中国正在考虑实施强制许可之后，Gilead公司进行了更多的让步。
鉴于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及一些活性药物成分被仿制，“强制许可”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刺激一些公司单方面销售仿制药，这一举措引起人们的质疑。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在“医药级”药品上具有严格的生产管理，仿制药不会像专利药那样好，这令人担忧，由于缺乏精细的生产监管，药品质量无从保证。药品质量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美国也同样存在——一些不法经销商重新分装药品，让过期的变成可用的，以及将低剂量改成高剂量。仿制药让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消费者容易看到畅销药物，中国倾向于严格处理对政府构成挑战的公众灾难（无效或危险药物属于这一类）。因此，大型制药企业比中国消费者面临的风险更大。
尽管发展中国家也许无法向专利持有人那样生产出高质量的药品，但是“强制许可”的使用使发展中国家享有了更优越的条件，这部分是因为强制许可带来的威慑使药品能够进入本地市场，并使自愿许可协议能基于更低的药品价格达成。
通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定），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承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而使得发达国家得以长久保持技术上的垄断优势，这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受到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
奥巴马医改计划把药物进口锚定在加拿大，同时限制从其它国家进口（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进口中国的非专利药），目前尚不清楚这一举措是否有利于美国消费者。虽然服用无知的或来源不详的外来药品意味着勇气，那些无法承担专利药的病人会尝试外来药物，只要他们认为药物具有可信度。即便如此，国外市场的流失很可能让制药公司坚定地向具有支付力的病人索取更高的价格。
然而，此举对于制药公司具有警示作用，制药公司需要采取声讨、游说的方式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强制许可”的胜算，这就类似底特律应对日本小型、节油汽车威胁时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