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首个高调登场的私人医生工作室开业的现场上，张黎刚先生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改和医疗服务业形成了一个‘堡垒’医生工作室背后的价值所在，不管是民众、政府还是医护团体都希望打破现有的瓶颈，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体系。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政府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探索，也有很多政策方面的鼓励，特别是政府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希望能够真正解放医生……”但是，不尽人意！说实了，就是长期以来政府定价把医生的服务价格定得低得不能再低了，却又紧紧把医生圈死在药品、检查等创收的商业模式上。这个“堡垒”就是半市场而无公益的体制。
就目前公立医院所提供的服务而言，它的服务与社会办的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在服务价格上没有多大的差异，而服务的价格与内容（产品的属性）又极不相称。公立医院在提供“半公共产品”（自负部分也不少）的时候，又为要求专属服务的人群提供“私人产品”（特需服务），而这种“私人产品”不仅不能体现市场的真正价格，也没有体现医生真正的价值。甚至我们很多人把有钱没钱与医疗检查联系在一起，认为“ta有钱”，就该多做检查，“劫富济贫”？这种制度既扭曲了医生的医疗行为，也违背了政府办的公立医院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最近，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杂志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有一篇评说中国医疗60年带给世界的教训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专业主义精神”。作者认为，中国医患矛盾的对立清晰：一方面是严重缺乏医疗保险覆盖的病人，另一方面是医院全神贯注于“创收入、图生存”，和（这种制度下）医疗从业人员无“专业主义精神”。实际上，普遍流行的新经济规则和激励机制，强烈鼓励医生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主那般行事。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对医疗系统并没有完全放开不插手了，它还牢牢控制着一个要素——定价权。政府试图通过压低价格，确保民众在缺乏医疗保险的条件下也能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控制的定价权真正能压低的，只剩下医生和护士的劳动力价格了。与此对应的是，政府却给药品和技术设备相当“慷慨”的定价，例如高级影像学技术（与药品公司和设备供应商的公关能力和议价能力相比，医生和护士的议价能力实在是太低了）。政府这么做的直接结果是：医院和医疗从业者大量增加药物和顶级医疗设备的使用，推高了医疗服务的费用，却降低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使没有医保的人看不起病。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这篇评论并非一家之言。前几天，德国政府年轻行政干部考察团在访问我省的时候，很巧妙地问了我一句话：“尊敬的廖巡视员，我想学习你们中国的设备如何惠及百姓！”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很不舒服，是讽刺呢，还是什么？他们真的想学习中国？我很坦率地跟他说：“很抱歉，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你们在药品定价和医疗检查上的制度非常严谨，监管也非常有经验。”目前，我们医改的一些理念来自于德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体制有点不伦不类，最为遗憾和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学到德国和美国两种体制的核心价值。医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仍在努力追求。
在说到医生与医院的关系时，我不得不再举一个例子。五年前，纽约的一家区域性医院，也是当地唯一的一家医院倒闭了，开始引起了市民的恐慌——“我的病谁来治？”他们的研究显示：事实上，这家当地唯一的一家医院的倒闭并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很大的改变，医院倒闭并没有对死亡率、医疗花费、住院时间产生影响，对急需救治的病人如外伤、中风和心脏病患者这些脆弱的患者也没有影响。另一个指标表明：出院后三十天之内再回医院的人数减少了。还有，社区内因住院治疗三十天内死亡的人数也下降了。
我并无否定医院存在的必要性的想法，相反我非常认可医院对培养医生处理问题的能力与科研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要明白，医院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医生的存在，大医院固然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它提供的服务并不都是唯一的。大多数病是不需要到大医院才能看的，小医院也可以解决问题。
医生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其实就在医生本身！纽约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医生在哪里，病人就在哪里。当然，我们中国的医改开始有一点觉醒，那就是控制公立医院的扩张，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其实医生多点执业是一个很好的支点，有助于撬动医疗各方面的改革，比如说支付制度的改革，医院管理制度的改革等等。
最近，国务院又推出《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还是以“试点”的方式进行，说明难度不小，争论不少，意见难以统一。虽然比以前文件稍有细化，但执行的难度不小，尤其到了地方，是否有一个实施细则就不知道了！因为要改的很多是政策，而政策的修正必须是良性的，否则问题依然会不少！就目前来说，公立医院逐利多为政策性的结果：政府财政补助极少，仅占公立医院收入的10%以下，国家政策难以落实；医疗服务定价严重扭曲，专家门诊诊疗费仅为4~10元/人次，不能体现合理的劳动价值；药品和医疗耗材费用虚价奇高，甚至高于香港数倍，医务人员行为扭曲，诱导过度医疗。
医生多点执业只是一种执业模式的改革——要改变80%病人在大医院就诊的倒金字塔现象，阀门是建立医生流动的机制，促进医生自由流动。
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提出推行医生多点执业，当时我就提出一种观念的转变：“医院是为医生提供服务的平台，医生是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主体”。目前，推行医生多点执业最大的障碍是观念。不少医院将医生当作是医院的私有财产，但是，医院最基本的管理策略无非是争夺医生，绝不是争夺病人，因为“医生在哪里，病人就在哪里”。所以在医生即将成为社会人的趋势下，医院应该尽可能创造更好的工作平台给医生，而不是“粗暴”地限制医生流动。
目前医生流动不大，原因很多。仅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我们很多院长仅仅从本院的短期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而没有从整体去考虑。换一个立场说，当院长的身份回归到医生时，他会不会支持医生多点执业？院长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皮肤科老专家，怒气冲冲地到我家向我投诉说：“廖厅，你提倡的多点执业，怎么有这么多阻挠？”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已经70岁了，原单位不再返聘了。我到广州附近的一家医院行医，原单位居然不同意。到了第二执业点，还要当地卫生局同意。”我说这不仅是对广东政策的误读，更多的是一种“不情愿”。我们推行的多点执业采取报备制度，也就是说，在职医生到其他医院行医，书面告诉所在医院即可，不需要批准，只是告诉医院：“我要到某医院多点执业了”；到了某个地方去行医，书面告知当地卫生局：“我来了”。都是告知而已，无需经过审批程序。退休医生就不存在告知了。
如今，很多愿意下基层多点执业的医生被阻隔在“玻璃门”外、“玻璃天花板”下。我们怎么去求突破？医生怎么去为自己价值的定位而努力？我觉得，医生工作室是最好的表现形式。我认为，将来医生的执业模式将是多姿多彩的。
“私人医生工作室”可以说是一种表现形式，它对市场的目标人群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为有需要的特殊人群提供私人服务。大家不要难为“私人医生工作室”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也无需责备它是脱离了百姓的服务。我们反而要问：我们公立医院又能为大家提供多少基本医疗服务，而同时又浪费了多少的优质资源去提供廉价的服务？以上引用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文章对中国的医疗体制评说入木三分。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医生工作室”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服务，是Public（公共的）的另一个方面。虽然Private（私人的）和Public（公共的）是两种不同的定位群和需求群，但是“有需求的人”不一定是特指富人，因为这些人可能确实没有权势、没有关系，他很难找到有名的专家、能够解决问题的专家就诊。因此，他们可以求助“私人医生工作室”这样的一种服务模式来解决他们最想要解决的问题。当然，“私人医生工作室”的定价是不可能像政府那样“平价”，我们不必忌讳“私人医生工作室”的工作宗旨。
既然医生工作室有私人的，那么能不能提供Public的服务呢？我想应该有。我很早就提出一个控制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办法，鼓励自己医院的医生到基层开设医生工作室。如果我是医院的院长，我一定会这样做，甚至会给钱让他们去开。为什么？因为这些医生就是我单位的人嘛（现在还是“单位人”），所以在“半单位人”的状态下，如何去激励医生为我的医院服务？比如，“林锋胃肠外科医生工作室”背后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他接诊的病人大多数是回到他签约的医院的。既然他有所属，我们为什么还要“绑住”自己的医生？美国的医生与医院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一个自己开诊所的医生可以与几个医院签约，而医院对一些有“资源”的医生还给予资助，因为他们意识到医生是为病人服务的主体。
我们现在提倡“医联体”，“医联体”是什么？就是医院自己派医生过去。它与医生工作室的服务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更能提升医生的自身价值，医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一种行政的束缚。
当然，除了在“爱康君安健康体检中心”挂单的“私人医生工作室”之外，医生也可以到社区医院和其他医院开设“医生工作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也有人在构思我2006年提出的“名医城”的概念。该概念是源于“商城”——把有共同价值的物品集中于一地，进而把有一定资质的医生集中在一地。“名医城”以“商铺”的形式出租给医生，提供医疗以外所有辅助检查与检验设备和非医技性的服务。
虽然，院长从“感情上”不愿意自己的医生到外院行医，但是，包括院长在内的很多医生实际上已经“偷偷地”异地行医了，也有不少的医院为他们提供“方便”。最近我在佛山、梅州做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调研时了解到，他们已经或准备建立医生工作室，也了解到哪些医院的院长是开明的，哪些是保守的。
医生工作室的执业模式可以撬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医生工作室冲破的不仅是执业模式的改变，更是带动人事制度、支付制度、药品使用制度以及医院医学模式的改变。
我曾经纠正一位德国医生的问话：“你们有什么办法鼓励医生到基层？”我反问：“德语对鼓励与吸引有不同的词义吗？”在参加国务院医改方案修订专家会议的时候，我就提出把“鼓励”改为“吸引”。在外国，只有当医生的价值不存在太大的地区差异时，才可以用“鼓励”，而当今我国城市医生和乡村医生的总收入相差10倍，这10倍的差距能“鼓励”医生下基层吗？显然不行。所以，医改以来我就提出建立“吸引”概念，包括机制吸引、薪酬吸引、工作平台的吸引等。同时，我一直提出卫生部应该对技术准入政策予以修改，因为现行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医疗下沉。技术准入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机构能否开展这个手术，要制定标准，只要符合标准，不管医院的等级是什么，都可以开展这项技术；二是医生的准入，医生有没有资格进行这个手术，有的话，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到有资质的机构开展这个手术。这样一来，是不是实现了政府所提倡的“政府引导，市场推动，让市场来做资源配置”的理念呢？一定是的。
这样的一种理念也应该体现在我们基本药物的制度上。目前，医生到基层后没药用，是不是因为我们被基本药物制度框死了呢？绝对是——药品不是根据病情而开，而是根据医院的等级来配备、开药。
由此可见，多点执业医生工作室可以引发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如何实现政府提出的第三方工作室，这些工作室包括影像中心、B超中心、病理中心等等。如果这些第三方检查检验机构出现并成熟了，我们医生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而且有利于患者就医。
马云认为，医院在未来可能会消失，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医生永远不会消失。设立了医生工作室，目的是提升医生的个人品牌，同时解决了很多医生的工作环境问题。我是极力主张医生到有医疗资格证件、管理有素的医疗机构去行医，实现医生的劳动价值，而不是一般的所谓“炒更”。虽然它有“炒更”的意思，但意义远远不在“炒更”。
医生工作室背后的价值是什么呢？我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最好的表达。当医生的个人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后，我们也可以有其他新的选择，比如乐善好施，偷得浮生读读书、写写书。
关于我对医生多点执业和医生工作室的观点在我的博客可找到。
附：爱康君安私人医生工作室的揭牌仪式上答众多记者问
【广州电视台】
记者：廖厅，今天私人医生工作室正式开业了，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您觉得对于医改和多点执业接下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我答：我认为医生工作室是多点执业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突破。为什么说是突破呢？因为现在我们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已经颁布了，国家和省的政策都颁布了，但是闻风却丝毫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有很多顾虑，一个是医院的顾虑，医生走了，我怎么去进行我的业务；第二，医生有这么多时间下去吗？所以，我认为像他们三个勇敢地走出来就是在告诉大家：不是不可以。
其实医生的定位在哪里，我们现在还是很含糊，尤其是现在医改里面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所以刚才我也列举了某杂志提出了我们医疗制度的一种弊病，我们的定价体系如何去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我为什么支持医生多点执业和医生工作室的成立？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这个概念，为了充分地发挥医生的价值，有些价值在现有的体制内不可能实现，同时也希望医生工作室的建立为我们提出一些思考，尤其是多点执业。
我一直都认为，多点执业是撬动其他改革的根本。你看，医生多点执业是伴随着我们“单位人”身份的改变。“社会人”的身份正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发展和推行的，我们的公务员包括行政和公务人员将来的福利都是走向社会化的。那么都社会化了，医院还有什么能吸引的呢？其实我不是说医院不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希望医生多点执业使我们医生的价值能够开始自然地分化，该搞研究的你就去有研究基础的地方去搞研究，该做临床的就去做临床，所以多点执业也会致使我们的职称制度发生改变。因为现在临床医生最需要解决看病问题，而不是去研究问题。
记者：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您对这个模式未来的工作发展有什么看法？就是比如希望他们不要耽误了医院本身的工作之类的，您对这个模式有什么意见，对我们广东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答：其实医生工作室最后可能会有两种走向，一个是将这个工作站作为医生的第一执业地点，他觉得自己的价值有一个体现；第二个可能他会走向开设私人诊所，因为今天是挂靠在健康体检中心，它不能做医疗诊所，但是它主要的医疗服务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单位的，所以说对于医院来讲有什么指导意见呢？
我认为与其去实现医联体，不如鼓励医院医生多点执业，而且我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就是给我医院医生的工作室提供物质的支持，比如说工作室的建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医生发挥更多作用。作为院长来讲，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去开工作室，你说他高兴吗？应该是高兴的，因为他看到病人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医院。
其实这并不是我自己的突发奇想，在美国的医院，它有支持与它签约挂钩的个人医生诊所，甚至两年内给它十万元，去帮它建立这个诊所。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签约医生，我的病人一定到你那里去看病，所以说我签约的医院多了，我的价值是不是体现了？所以，医生将来会成为医院争夺的对象。现在我们是圈养医生，怕医生跑了，那就是一种十分小农经济的思想。
【广州电视台府前直通车栏目】
记者：廖厅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医生工作室会为我们市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答：其实私人医生工作室的出现，可以说是市场对服务人群的一种分化，它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的一种服务，这种人不一定是有钱人，但是需要这种服务。因为在现在的就医环境下，有需要的人不一定找得到有用的医生，或者说到了医院之后，由于各种环境，比如说工作量的限制、就医时间短，难以使患者得到一种满意的服务。
现在大医院每个病人平均看病时间不到三分钟，那么这三分钟能使病人满意吗？而一些有需要的并不是有钱人，他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回答、有效的治疗方案，而由于时间的问题和各种原因，使医生没办法和患者沟通，患者没办法得到合适的服务。所以，私人医生工作室的出现就是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医生工作室的出现会不会缓解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我答：要看医生工作室出现了多少，是否对整个医疗市场构成一种影响。可以这么说，在若干年之内，一定不会构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会产生一些有意义的推动。比如说，如何去推动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又如何去推动医院营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给医生。因为没有满意的医生，可能就没有满意的服务。所以这是一种推动，而不是说会对目前的就医市场的格局发生很大的改变。
当然，它也可以为有钱人提供一些私人定制的服务，具体包括什么呢？随访，就是根据客人的需求帮他出外工作、出差、旅行，或者说上门服务。当然，这是有价的一种服务，而这种有价的服务在公立医院是一定不能提供的。那么今后随着公立医院公益性的不断回归，在目前公立医院里面的VIP服务就会从医院里面剥离出来。既然剥离出来了，谁来提供这些服务呢？一定是市场。所以医生就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留在公立医院还是留在私立医院，还是自己去开诊所。这样，医生就成为“社会人”。
所以这种医生多点执业带来的私人医生工作室也会使我们的医保，包括保险公司，会发生一种概念的转变。比如商业保险，如果我和林医生签约，那么凡是投保我公司的病人、客户，就可以享受到这样一种高质量的名家服务，这就是商业；比如说基本医保，也是如此，医保定林医生每次门诊是50块钱，也就是病人可以报50块钱，那么也有病人过来，当然，超出部分由病人支付。所以，这些都是会激活我们的思维，同时激活市场。
记者：在医生工作室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社会上有个反响，就是说会不会把我们这些专家资源分薄了，导致我们普通老百姓看不到这些？
我答：这是大家所顾虑的，其实现在我们医生的劳动价值是很低很低的，你看钟南山看一次病是多少钱？如果在国外，普通病人看一次病都是100美金。当然，有保险的，这100美金是由支付方代支付的，所以他们的病人就不觉得贵。你说香港的医生值钱吗？他为什么愿意在公立医院里面工作呢？因为他的价值得到认可，是不是？所以说有些高年资、有经验的医生离开公立医院，反而会倒逼我们的支付制度改革。
我刚才也讲了，国外在批评我们在降价，最后是降到医护人员的劳动力价格，而其他的检查费用飙升，这对市民有益吗？所以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要以为提高了医生的待遇就会带来费用的上涨，我们应该要同时进行，去遏制过度医疗。过度医疗不是更害百姓吗？哪怕我给多20块钱给医生，总好过去吃不用吃的药，好过去做不应该做的手术，你说是不是？不应该做的检查也是对身体造成了损害，所以医生价值的提高对患者是有利的。
再一个，医生价值的提高对医保部门也是有利的，用监督机制去限制医生的医疗行为。比如，看一次病就给医生50块钱，其他与医生没有经济的联系。这样，医生就不是以一种创收的思维去为医院服务，医院服务的定价又会回到它的原本。由于各种制度的限制，医生的医疗行为也趋于正常，医院各种过度检查的行为将大大减少，这是不是对整个社会有益？过去或者现行的医疗制度使医生的行为被扭曲了，可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记者：您觉得我们医生工作室的出现会不会促进中国医疗改革的推进？例如就是在医药分离方面？
我答：跟刚才问的问题是差不多的，而且我也已经回答了。医生工作室会带来很多的推动，很多思考。只要我们的脑袋开放一点，用心地去做一些医改的事情，就一定会使我们医生工作室这种形式健康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