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年里，被撤销的科学论文数量较从前增加了约10倍之多。许多引人瞩目的研究的结论立足点摇摇欲坠，从剽窃到数据造假，究竟是人们犯的错误更多了，还是揭露错误的人更多了？当人们对某一项研究的质疑达到临界值时，是站出来揭发还是保持沉默，这个选择就落在了合作者或是还是监督者，甚至是旁观者的身上。揭发要承担极大风险并面临难以想象的挑战，因此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有些人选择了沉默，而有些人则选择继续前进、永不放弃。现在，大多数匿名监督者都通过电子邮件或在公共论坛上揭发他们所看到的问题和错误。这里，《自然》杂志列举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每个案例提供了潜在的经验教训。
数据分析法
Uri Simonsohn一直将自己视为一个告密者而非揭发者。他是一名任职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其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档案数据的整理——这些数据包括房价、拍卖记录、高校招生等各个方面，是他研究判断力与决策力的重要根据。但是他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持有怀疑的态度，害怕自己的研究会因此误入歧途。如果只是在实验过程中，可以通过t测验调整误差然后继续实验，但是研究档案数据的人必须对这些数据抱有非常认真的态度。
2011年夏季，Simonsohn第一次产生了这种看法。他在阅读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Dirk Smeesters及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Lawrence Sanna的心理学论文时，发现论文中引用的数据看起来过于完美以至于令人难以信服。Simonsohn对Sanna的论文中的一项实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实验中，两组被试者统计出来的数据的标准偏差非常一致。而在Smeesters的研究中，Simonsohn发现一个可疑的低频率的约整数，并且许多平均值具有不寻常的相似性。他认为，如果这些数据在统计时没有受到干扰，而且每一项研究得出的数据都是可靠的，那么这些数据肯定是假的，真实的数据应该有偏差。
随后，Simonsohn将这些实验模拟了数千次以证实自己的猜测。接下来，他将自己的分析应用于同一作者的其他论文中后发现，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他又对数据进行了阴性对照，发现使用相同研究方法的心理学家的论文无法得出与上述两位研究者相同的趋势。
于是，Simonsohn联系了两位作者，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排除了所有能够将他的发现合理化的解释。最终，Simonsohn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位作者修改了数据。但他没有指责任何人，而是与Smeesters、Sanna及其论文的合著者联系，希望获得原始数据。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并询问是否有其他人擅自篡改数据。对此，Simonsohn表示：“我的思想很开放，我的理念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篡改数据的受害人是自己。”
到了2011年底，Simonsohn得知伊拉斯姆斯大学已经展开了调查。他还发现，因为他的质疑，Sanna当时所在的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也开始了调查。2012年夏天，Smeesters和Sanna从原有岗位辞职，他们的一些文章也被撤回。Smeesters曾表示，他从来没有捏造数据，这类结果在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常见。除此之外，Sanna和他的前任机构都没有对此公开回应。
当被问及这两个被他打断的职业生涯时，Simonsohn顿了顿，说：“我并不感到难过，如果我和这些人一起出席会议，在相同的期刊发表论文，我不能视而不见。”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Joe Simmons说他欣赏这种诚实和使命感：“他不能什么都不管。”
Simonsohn希望他的行动能够促使心理学家进行改革来遏制欺诈——一种选择是要求研究人员发布原始数据；另一种是披露工作中的更多细节，如变量分析或他们计划样本大小。这将能阻止人为地修改数据。
Simonsohn的揭发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已经收到了大约十几个疑似造假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来自科学以外的个人担忧，例如美国大选。但他很少回复，因为他没有兴趣卷入不必要的纷争。Simonsohn希望他的“告密者”身份标签能够转变为“仔细看数据的人”，这养的赞誉会让他特别高兴。
造假推断法
1999年，Helene Hill原来打算退休，但有一天她看了实验室同事的培养皿后，一切都改变了。Hill供职于纽瓦克市新泽西医科和牙科大学，是一名辐射生物学家，她曾与一名年轻同事共同负责一项旨在研究“旁观者效应”的科研项目。在实验设计中，需要观察一个细胞受到辐射时，它周围未受到辐射的细胞的反应。Hill给博士后Anupam Bishayee培训了如何使用该技术，随后的某一天，她想看看Bishayee的进展，却不曾想培养皿中什么都没有，可是不久之后，她却收到了Bishayee提供的细胞计数。
在之后的14年里，Hill都用在了揭露她所认为的学术不端行为上。大学委员会、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及两次法庭审理曾评估过她的报告，但并未采纳。为此，她支出了数千美元诉讼费，花费数之不尽的时间搜罗了超过30000份文件。不仅如此，她还可能因此丢掉工作。但现年84岁的Hill决不妥协，她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人们有义务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经过那次偶然的“发现”之后，Hill决定偷偷关注Bishayee的实验进展，并对她的培养皿拍照留作证据。当Bishayee将受到霉菌污染的实验结果当做正常结果报告后，遭到了Hill与她的同事指责，Bishayee捏造数据的行为也被检举。
但是这场诉求很快便宣告失败。因为在检举过程中，Hill的同事承认在拍照前曾移动过Bishayee的培养皿，委员会认为此举有篡改证据的可能。此外，Hill承认自己并不熟悉当时用来观察培养皿的显微镜的使用。因此委员会裁定，Hill没有充足证据证明Bishayee的学术不端行为。
但Hill不会让这一切变成一场谎言。Bishayee将这些研究结果发表时，将Hill作为合作者和顾问列在了作者名单上。Roger Howell还将Bishayee的数据作为199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经费的支持。Hill将案件提交给联邦调查人员，Bishayee的数据再次受到了分析检验。在Hill看来，文章的一部分内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存在数据造假的嫌疑。联邦调查局依然认为Hill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不端行为。
Hill继续向她的学校提交申请书，希望调查那些数据。与此同时，Fields说,她觉得有必要告诉Hill另一个选择：'qui tam'诉讼。这样的诉讼允许公民因“欺诈”索赔，任何公民都可以要求政府收回有欺诈问题的纳税人的资金。Hill的情况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2010年10月，新泽西地方法院法官Dennis Cavanaugh裁定支持Bishayee和Howell， Hill的诉讼被认为是“不切实际”而被平息。不过她认为她的投入得到了回报：诉讼允许她查看Howell实验室十年来的记录。
拿到这些数据后，她与格鲁吉亚法院大学的统计学家 Joel Pitt一起仔细研究了Bishayee的笔记。最终发现Bishayee编造了数据。
对此，Howell表示，尽管没有学术部端行为被裁定，但是出现这样的审查，令人失望。至于Hill，他们表示非常钦佩她的勇气的信念，但是她谨慎地追求了这么长时间、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是否值得。
匿名举报法
在众多的揭发方式中，匿名揭发早已不再是新鲜事。从2010年起，一个名为“Clare Francis”的人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他（也许是一个团队）向生命科学期刊编辑发送了数百封邮件，邮件中指出很多案例涉嫌操纵、剽窃或伪造数据。这些神秘投诉导致一大批文章被撤回和更改，但是，面对这些狂轰乱炸式的匿名揭发，编辑感到非常困扰。一些编辑表示，他们有时感到毫无头绪——许多揭发信毫无价值。
不管你是否认同这种方式，Francis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编辑应如何处理匿名举报。由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任何人都可以对学术论文公开表达不满，目前匿名举报的数量正逐年增长。
《柳叶刀》高级执行编辑、英国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前副主席Sabine Kleinert将这种匿名评论激增的态势称为“Clare Francis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描述，因为Francis估计自己向约100位不同的编辑发送过邮件。还有一些出版商表示，他们的编辑经常会收到大量来自Francis的信息。PNAS执行主编Diane Sullenberger说，他们收到的举报中，多达80%来自Francis。
法国期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总编辑Ulrich Brandt说：“匿名一般会让人不舒服。我们不得不去怀疑检举人的动机。对学术不端行为无根据地指控会造成负面影响，且该举动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
到了2011年，许多编辑都因Francis感到厌倦，不仅因为匿名，还因为他提出的许多检举都是不存在的。 Lipids的主编Eric Murphy说：“我不介意花一些时间来看这些检举信，但是我也不喜欢别人浪费我的时间。此外，Francis的许多投诉都是拐弯抹角难以理解的。一些期刊编辑警告Francis他们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跟进他的投诉上。2011年9月，Wiley当时的法律总监Roy Kaufman给Francis发了一封邮件，称公司“不保证会调查所有匿名指控”。
如今，两年时间已经过去，在某种程度上编辑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如今收到投诉后，编辑会感到内疚与不安，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应当知道，无论这些举报信来自哪里，都应当有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些举报。
如今，编辑和Francis可能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那就是随着匿名告密的增加，可以运用网络发现潜在的剽窃和图像处理。一个叫做PubPeer的网站，已经成为了匿名评论的平台。
匿名告密者的增加表明在现有的学术环境中，揭发者是不被保护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让人们在提出质疑的同时不用担心受到报复或者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