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纯真科学家 邓兴旺

　　“科学家的使命首先是赶在时代的最前沿”

　　1978年，从湘西山区走出来的年仅16岁的邓兴旺，对于能以北京大学生物系作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特别知足。从身份五花八门的北大宿舍舍友身上，他感到了一种比初到北京更深层次的震撼。他觉得这些同学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就走完了家乡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走不完的路，过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知识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大学对自己而言，也并不只是宁静的读书的地方，而是一个赶上舍友、赶上一个时代的机会。

　　在后来的七年里，不管学习多么紧张，同学们总能见到邓兴旺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问才知道他总觉得学校的灯光对他有特别的优待，图书馆的灯光宁静宽阔，实验室的灯光可以亮到天明，把小时候用煤油灯时的担心一扫而光。灯光，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其它的快乐就更多了，且不说食堂的伙食口味尚佳，他的舍友几乎每一个都很健谈，也让邓兴旺受益良多。每逢同学们爬山登高，邓兴旺更是主动替学友们背起行囊，然后又第一个爬上山顶，兴奋地向大家招手。邓兴旺觉得那不是对自己体力的炫耀，那只是对家乡漫漫山路的怀念。当然，最让邓兴旺兴奋的是学习的收获。把课程以内的书读完了，邓兴旺会顺着自己的思路一气儿读下去，直到看到一个边，而这个边就成了他进一步思考的起点。读研究生做实验时，他更是不摸到前人的边，没有自己的想法就不罢休。这种做法让他在功课与实验中几乎是无往不胜，惟独在英语上有点吃力，好在他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发音，而是用大量的文献阅读与写作来提高自己的英语应用能力。临近研究生毕业，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560分的TOFEL成绩寄给了海外各大院校。同时他很看重自己的专业成绩，在奖学金申请说明中对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工作做了详细的说明。

　　以自由的学风和“学识城市”的包罗万象著称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偏偏挑中了TOFEL成绩只有560分的邓兴旺。伯克利的理由很简单，邓兴旺在研究生阶段中做的工作很有创新精神，他们很感兴趣。但伯克利也开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要求邓兴旺在到伯克利录取之前要经过汤佩松先生的面试。汤佩松先生是中国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曾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教学，是20世纪国际知名的植物生理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生物学部委员之一。1985年，这位年过80仍担任着中国植物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的精神矍铄的学者为年仅22岁的邓兴旺打开了房门，没有什么面试前的寒暄，一老一少就立刻进入了正题。这是邓兴旺有生以来进行的第一次英语对话，在他用湘西口音浓重的英语回答了汤先生所有的提问之后，汤老先生脸上流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后来才听汤老先生说起，原来邓兴旺所作的课题汤老先生也曾经研究过，他很欣慰能看到邓兴旺在学术上的延伸与创见，所以不但让邓兴旺通过了面试，还给了邓兴旺一些学术方法上的建议。

　　怀揣76美元来到美国，邓兴旺在伯克利的导师是一位出色的德国学者，运气的是，他也不在乎学生的英语发音，但非常强调科研中“加速度”的作用，强调在循序渐进的前提下，采用一切可能提高科研速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这非常对邓兴旺的路子，当时的奖学金已经让这个湘西来的学子感到绰绰有余了，初来乍到的邓兴旺关心的是怎样在洗衣机开着的同时去商场买够一周的口粮，怎样在离实验室最近的地方租一所房子住，怎样用最简单的方式与导师沟通，怎样用最快速的方法完成实验设计。天天想，月月想，年年想，三年的博士很快就读完了。

邓兴旺说其实自己在学生阶段从来没有想过5年，10年以后会干什么，他觉得一个人受眼前知识水平的限制，对未来设想过多反而会束缚自己。他说如果自己当年的分数足够高，就能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北大物理系而不是生物系，但究竟是物理还是生物，对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对生物学发生了兴趣那就不单要做得最好，还要做得最快。因为科学非常讲究效率之美，二年能做出来的东西三年才完成，从学术上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由此邓兴旺得出结论：效率本身比什么都重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本能回避了一些“时尚”“高雅”的活动邀约，并且在内心告诫自己，学识高就是高雅，有志同道合的学友才是时尚。曲高未必和寡，邓兴旺很快成了导师看重的学生，直到今天，这位已经返回欧洲，拥有欧洲为数不多的难得的系主任职位导师还经常用邓兴旺的名字来激励自己的学生：有个叫邓兴旺的中国学生，能用两三年的时间完成别人六年也完成不了的论文。

 

　　耶鲁大学注意到了“高效率”的邓兴旺，他还在博士后阶段，耶鲁大学的教授们就在面试后提出希望邓兴旺此后无论接到什么学校的职位邀请都暂且不要接受，一定先与耶鲁联系。邓兴旺知道在耶鲁大学教职的份量，也知道耶鲁的生物学研究向来以发现新方向、应用新方法闻名，这些正是他一贯的追求，尽管自己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出来，新的学术文章还没有发表，邓兴旺顺利地得到耶鲁大学的教职，于1992年初就任。

　　耶鲁大学在300多年的建校史上，有两样东西闻名于世，一是以人文科学为主的文科（本科）教育，二是以教授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耶鲁所有的行政事务都是围绕服务教授需求设立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耶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长期享有极高声望的同时，而耶鲁也的确没有选错人，1995年，邓兴旺因为他在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荣获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2003年获得者世界植物分子学会的Kuhmo奖。他还多次在《细胞》、《科学》、《自然》等世界权威刊物上发表很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其论文影响因子达到3000以上，在全世界相关领域名列前茅，与很多年长的大师级人物齐眉并举。他领导的实验室所取得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研究成果成为了行业标准。由于邓兴旺在植物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他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成为美国常青藤大学植物生物学界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来自祖国大陆的华人科学家。直到此刻，他才有了一种觉悟，自己二十多年来不停地追赶，就是为了走到这个时代的最前沿，而这，也是所有科学家毕生的使命。而此时的邓兴旺，就仿佛一朵根在湘西、在北大的纯真花朵，终于绽放在世界生物学的巅峰之上。

　　好的体制催生好的人才

　　已经在耶鲁、在国际学术界站稳了脚跟的邓兴旺，更多地看到了体制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并不遗余力地把世界科研管理中的先进经验带回祖国。

　　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界的体制改革已经起步，邓兴旺首先想到了北大。从1998年起，他利用暑假回北京大学主持“植物发育分子遗传学”暑期讲习班，听众来自全国高校生物系及各研究院所，人数更是以倍速递增，大讲堂过道里都放满了凳子还是坐不下，声誉日隆。眼见国内学界的需求之盛，邓兴旺开始了融合北大、耶鲁两校学术资源办科研中心的计划。

　　成立科研中心，在耶鲁大学属于教授的行政工作。一般由教授牵头，校方各种法律、知识产权及会计部门作可行性分析，校长签字执行。但耶鲁大学在300多年的建校史上，还没有在美国本土以外挂耶鲁大学招牌的研究中心的先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取两校的共识与支持就至关重要了。碰巧1993年上任的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Levin先生思维活跃，这位在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分别获得历史系学士学位、政治与哲学硕士学位及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对耶鲁大学的发展方向有自己的见解，“国际化”正是他对世界教育发展方向的判断之一，中国更成为他耶鲁国际化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北大方面，1999年就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先生，也是北大生物系1965年的毕业生，是名满天下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中国科学院院士。美中两位校长对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了若指掌，成立跨校跨国的科研中心似乎有戏。

一段时间内，邓兴旺频繁地往来于耶鲁与北大之间，把自己的想法向两校作了反复、细致的解释，后又提出了详尽的实施方案，通过耶鲁大学各个部门浩繁的可行性分析，又经两校正式认可，“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于2001年成立了。中心通过相互交流学生和学者，多年来已有为数不少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交流学生在耶鲁大学的生物系就读，两校生物学教授、学者经常性地互访。同时，中心搭建的平台和建立的交流联系，使北大耶鲁两校的相关实验室相互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做到在新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共享，保证了中心的快速、持续发展。有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中心建立以来帮助并参与北京大学获得科技部转基因植物专项重大课题“通过拟南芥突变体库大规模筛选克隆功能基因”；2002年4月，中心组织北京大学、中科院以及其他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一起申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拟南齐全基因组转录因子的蛋白组学研究”；同年10月，代表北京大学获得科技部863重大项目资助，主持“水稻功能基因组项目”的研究……

　　仅有此还不够，2003年，邓兴旺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博士一起，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全球遴选中被选为联合所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建立，是中国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创举。它采取改革试点的方式，聘请包括1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4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从全球相关专业的优秀人才中充分筛选建立研究队伍；由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北京市政府、中国医学科学院等8个部委为主体组成理事会，而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直接投入5亿元人民币给予支持，国家发改委也以项目形式持续支持。充足的资金、以科研团队为主体的先进体制，一切旨在探索一条与传统科研体制迥然不同的研究模式。邓兴旺非常看中这片中国生物研究领域的实验田，对科研团队的要求也很简单明确：“评价不讲论文篇数，而看是否有前景。”

　　就在邓兴旺、王晓东在全球范围内招兵买马的同时。研究所行政副所长智刚直接管理各个行政部门，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大到实验室建设、设备采购，小到科研人员的生活琐事，样样都要由身为行政副所长的他统一管理，但他却无权过问科研人员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行政部门所有人员都是合同制，每年续聘，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尽量减少负担，方便科研。”连吃住、小孩上学这样的事情行政部门都会为新来的科学家办好。“让科研人员满意，是他们的业绩，因为对他们的评估考核，是由科学家最后反馈的意见为依据的”。另一位联合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对此颇为得意。

　　体制的力量是巨大的，运行仅仅4年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每年在《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都有多篇论文发表，居全国同类研究机构首位，论文平均影响因子也位居第一，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又一条新路。目前研究所已建成23个实验室，吸引了数十位全时留学人员回国，在世界生物学研究领域里树起了中国团队的大旗。多年前还在美国为是否回国踌躇不定的叶克穷，没料选择来这里不到一年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他多位同伴的科研论文又陆续见诸《科学》杂志。张宏博士要回国没有一人支持，他的博士导师和他在美国人类基因组工作的妻子也十分不解。但张宏最终用两个小时说服了夫人：“在美国能看到自己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也许在一个不错的学校里当教授；而在中国却充满着未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干番事业，充满新鲜和挑战。”他在美国辞职后连同孩子举家回国，如今他也发现，研究所的环境的确是“不用为申请课题请客吃饭，不用为筹集经费拉关系，更不用为繁琐的验收检查写报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心做学问。“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张宏笑道。

　　而这也是邓兴旺的心声，在他眼中，生物机制与社会机制都充满了创新的空间。现代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对于生命机理的探索成为可能，目前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敲除、插入基因，科学研究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中国的生物研究机制也是如此，新的更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管理机制不断建立，有什么理由怀疑我们的科研会不进入一个真正让人激动人心的时代呢？

　　不论在乡间的小路、在北大校园、在耶鲁的讲堂还是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幽静的小院里，邓兴旺的脸上总是挂着孩子般纯真的笑脸。让人不禁心生感慨：邓兴旺走过的路，已经让纯真的科研之花开放在世界生物学研究的巅峰上，那纯真的种子也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邓兴旺简历

　　邓兴旺（Xing－WangDeng）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现任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北京生物科学研究所联合所长。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终身教授，邓兴旺教授长期从事植物分子遗传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1995年，因他在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荣获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2003年，他获得世界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Kuhmo奖。他曾多次在《细胞》、《科学》、《自然》等世界权威刊物上发表很有影响的学术文章。他领导的实验室所取得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研究成果成为了行业标准。同时，他积极推动中美学术交流及互进，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