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2007年的一篇旧文，原写给支部作为思想汇报材料。3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个人的感受也随之改变了一些，但本文的主旨好像并没有过时。现贴出来，欢迎批评指正】
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
1946年11月6日，德军已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危在旦夕，但是，庆祝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的红场阅兵照常进行，最高统帅斯大林此时发表了著名的战前动员演说：
……你们所进行的战争是解放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札尔斯 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寇而战！消灭德寇！我们 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演讲全文见：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4306703.html?fr=qrl3]
阅兵完毕，接受检阅的部队和民兵直接由红场开赴几十公里外的战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以上场面 [但列出的人名似有偏差]，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的名字用来作为战前动员，为什么一想到有人要消灭产生过这些名人的国家，就令苏联人血脉贲张、 誓死抵抗呢？因为这些名字代表的是俄罗斯精神的核心，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之所在，是俄罗斯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象征 [见：单之蔷, 景观大道，再给中国创造一个象征, 载《中国国家地理》, 2006(10): 30. 引用时词语稍有改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队英勇抵抗，在付出了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官兵伤亡约5000余 人的惨重牺牲后，仍然未能阻挡日军进攻的铁蹄。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整个华北陷入全面危机 [细节见：https://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706 /12461542.html]。8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国家动员令]。可惜我没有找到这个动员令的具体内容。但我 想，如果进行类似苏联的战前动员 [那样的话，首先著名的就是蒋介石而不是斯大林了]：……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现在日本侵略者就在眼前，他们企图消灭中华民族，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 解放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伟大的祖先卫青、霍去病、岳飞、成吉思汗、郭守敬的英姿，在这场战斗中鼓舞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日寇而战！消灭日寇……
如此战前动员，无论哪一个中华儿女都将为之赴汤蹈火、浴血奋战的。因为这些伟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所在，是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象征，理应 具有最强的号召力。后来事实证明，中国军队所进行的淞沪大战、台儿庄血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百团大战、松山血战[云南龙陵县，国军死伤十倍于日军，异 常壮烈]，都是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即使伤亡惨重，也在所不惜。
近些年来，韩剧在东亚的电视屏幕上大行其道，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大长今》等，其中主要反映的是韩国家庭宗族关系以及大韩民族自 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关系和精神肯定是韩国当今社会所逐渐丧失并急需找回的。很多中国人喜欢韩剧，也是因为其中折射出中国人在自身的现实生活中所缺少或所希 翼的东西 [参见：李九渊, 韩流、长今与“超女”, 载《读书》, 2007(8): 44]。那么，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改革快30年了，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极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韩国网民曾就“长今给我 们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对“长今精神”做了排序：1）坚定的信念；2）永不妥协的精神；3）对工作真挚的态度；4）享受克服、战胜自己的乐趣；5）拥有 同情心；6）友情深厚；7）不嫉妒他人，将所有的精神集中在自己比其他人更擅长的方面 [转引自：李九渊，同上]。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这些“长今精神”是不是越来越退后和边缘化了呢？我认为很可能是这样，比如：坚定的信念、对工作的真挚、富有同情心好象离很多人越来越远去了。
传统美德的衰减有更深层的原因，涉及到社会公正的丧失和道德的沦落。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社会问题。甘 阳先生曾指出，中国改革要“更注重社会的公平”而不再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改革更加明确“以 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此类认识被归纳定义为“新改革共识”[参见：甘阳, 中国道路: 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 2007(6): 3. 引用时稍有删减]。我们姑且不论这个共识是否真的已经达成，但他指出的公众要求确实客观存在。经济增长了，对社会行为及规范行为的道德水准提出的要求会更 高，但目前社会道德并不乐观：先富足起来的，为富不仁、吃喝挥霍、非正常离婚、包养情妇已不罕见；底层贫苦者，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失学流浪、混迹街头也 不在少数。这种极其不公正的现实几乎超出了民众所能承受的道德底线，如果不及时扭转，很可能能使许多人从希望转为失望，再走向绝望，诱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动 荡。
正是在这深刻的社会背景之下，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明确指出了在经济改革、文 化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建设 [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秩序建设]。同时也包含了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民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甘阳先生把中国的传统划分为三种：一是改革28年来形成的传统，它基本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第二种传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 形成的传统，该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最后一个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日 常生活中主要表现在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 [参见：甘阳, 同上, p.5. 引用有删减]。他进一步指出，“和谐社会”的概念毫无疑问根植于中国儒家传统，而“共同富裕”的目标是毛泽东时代追求的核心，但需要通过完善改革以来形成 的市场机制来落实。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应包容以上三种传统而不会排斥任何一种。
但是，甘阳走的可能远了点，他重新搬出了郭沫若早年(1925年)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或儒家共产主义]，这虽得到了赞同的声音 [参见：韩东育, 也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载《读书》, 2007(8): 150]，但也招来了激烈反对 [参见：王思睿, 中国道路的断裂连续及其他, 载《读书》, 2007(8): 150]，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在迄今为止的一百二十年中，[世界上]或者是走“西方人的路”，或者“走俄国人的路”，还没有人走过“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路”。至于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离儒家的“仁义道德”，离“社会主义”，离“共和国”都相距甚远。反对者还建议：既然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资本主义（或 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保障人权和增进福利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我们可以选择其一或其混合模式， 而没有必要到二者之外去寻觅新的模式。
但是，中国的发展之路岂止这么简单？反对甘阳的王思睿提到“走西方人的路”，或者“走俄国人的路”，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明治维新，清政府吃了 洋亏就去引进洋枪洋炮，想走西方人的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80年代末动乱时期，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极端者甚至叫嚷着国家总理也从国外引进，同样行 不通，现在想起当时的观点甚至还有点滑稽可笑。“俄国人的路”我们确实走了，而且还走了很长时间，从中国革命到新中国建设，乃至改革初期，我们都没有摆脱 苏联的影子。但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苏联输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新中国建设初期，我们和苏联关系 密切，经济好了5年，后来两者分手，几乎双双走上死路。不得已，苏联和中国都选择改革，但路线根本不同，苏联的中央集权在改革前已经非常严重，苏共内部的 特权阶层势力很强，并逐步呈递增趋势，政治改革并未在根本上触及这些集团利益。苏联解体前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共产党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 人的只有4%，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有11%，人民对苏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垮台就在所难免了。正象孟凡亮感叹的那样：20万党员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 利，200万党员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2000万党员迎来了苏联的解体，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参见：孟凡亮, 前苏共干部的特权利益递增规律,载《随笔》, 2007(4): 101]。与苏联的改革相反，中国首先从经济入手，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多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好局面。
美国模式在世界上并无多少国家选择，例如，和美国形影不离的英国仍然是君主立宪模式；走在美国街头，流浪者、精神病人随处可见，很多中层阶级和 几乎所有的底层人群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达和民主自由的阳光；美国的世界“维权”行动使无数美国公民丧命异乡或精神失常[从越战到伊拉克战争]。至于瑞典的 路线，确实令不少人羡慕，但中国的现实和周边国家的状况都让我觉得难以实行。中国经济还很落后，泱泱大国，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贫富差距、地区差异都 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存在着，我们目前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不断消除差距，任务十分艰巨。其次，中国周边国家贫富不一、良莠不齐，时有摩擦，和 睦相处还远无法实现。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和印度的关系、甚至和俄罗斯的关系怎么处理，未知数还很多，我们大陆甚至连台湾还未统一，和印度还有许多领 土争端悬而未决，有什么理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过起瑞典的安逸生活？
不可否认，中国的发展，必须借鉴国际上一切好的制度和体制，并整合到中国的探索和实践中去，但抛弃自己传统，依靠照搬和嫁接国外的方法，都是值 得警惕的。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从《春秋》的“太平世”到当今的“和谐社会”，都是一脉相承的，它包含着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理念 和诉求。我们有自己优秀的文化积淀，抛弃或忽略这些传统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相互学习和融合，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信仰交汇的国家，儒、释、道、原始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相互碰撞，并最终走向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 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选择美国模式或者瑞典模式，也没有必要去选择二者的混合。中国几千年，都是走自己的路。
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主张和实践社会公正，但是和谐不是毫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是对邪恶势力的忍让和纵容，也不是对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听之任之。
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我们如何来理解和实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研究团体，一个相互关爱、 扶持、相互尊重的科研团队，包括对老先生的体贴和对年轻人的关怀。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建立一套公开、公正、充分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规章制度，并公开、公正地 执行它。任何假公济私、欺上瞒下、暗箱操作的行为都会令人所不齿，也注定要失败。同时，每一个科研人员都要投身到和谐科研团体的建设中去，为了社会公正、 为了科研公正，从自身做起。任何自私自利、投机取巧、贪得无厌的恶习都要被和谐社会及和谐研究团体所抛弃。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共产党员，都应该和一切不 公正的现象做斗争，只仅仅因为：一旦纵容、容忍或退却，必将招致更多、更加极端的不公正。
科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真理，我们即使暂且不明白很多道理，但做到“真”还是相对容易的，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办真事。在前段发生的“华南虎”事件 中，我们科研人员表现怎样？我们崇尚并保障言论自由，但有些人不该说的说了，有些人该说的不说 (幸运的是大多数科学家能很冷静地思考着这个事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千年的古训，我们一下就抛弃了吗？我们真的能抛弃掉吗？于丹 《<论语>心得》的流行，决不是偶然。
构建和谐社会毫无疑问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传统，而一个和谐的研究团体同样也无法绕过自己的传统。最近出版的动物所所史应该读一读，想必受益匪浅。 如果我们自己常想着、并教育学生：我们是在一个产生过秉志、朱桢、张玺、童弟周、陈世骧、蔡邦华、马世骏、朱弘复、郑作新……的研究所学习工作时，我相信 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学生都会增加无穷的科研力量。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这虽是晋商之家训，但对我们科研单位及从事科研的人员，何尝没有鞭策作用？如果每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又何愁和谐科研团体、和谐社会不能实现呢？
[后记：文中引用多位学者之观点，特别感谢。如有理解偏颇或评论失当，责任归于本文作者梁红斌 2007-11-22]
【图1. 西藏墨脱县背崩乡地东村，吃玉米秆的孩子们。照完发现，没有一个穿鞋的。梁红斌2006年8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