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如何称呼自己的导师，研究组的同事如何称呼领头人，往往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风气。在美国，最自然最常见的叫法就是直呼其名，常常还是昵称或简称。我初到美国时也略有些不习惯，往往迟疑一下才敢用“Jon”、“Bill”、“Tony”等来称呼资深的同事，特别是位高权重的主任或所长。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慢慢习以为常。往往到了十分正式、庄重的场合，才偶然会叫某某博士(Dr. So and So)。至于叫某某教授，那就更为罕见。如果熟人间叫教授，不仅显得生分和见外，听者甚至会吓一跳。可是到了英国以至英联邦国家，在大学里如果将教授叫成了博士，那是大不敬，秘书甚至会当面纠正或训斥你。相反，如果将博士叫成了教授，听者也会惴惴不安，甚至会用“我希望我是”或“谢谢你将我升职”之类的话来提醒你更正。每年大学还会专门发出文件，提示同仁谁应称为教授。香港从英国继承了这一套陋习，我初来乍到时还真是不适应。英美两种不同的称呼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地的文化和风气。传统的英国大学中每个系或每个学科只有一位教授，只要他不退，别人做得再好也成不了教授。这样的体制既陈腐又压抑，论资排辈严重，其弊端显而易见。
反观我国，学生对导师最亲切的称呼还是“老师”，这也是我认为最好的。过去中国医科院病毒学研究所同仁将德高望重的黄祯祥、朱既明两位中国病毒学研究的开拓者尊称为“先生”或“大夫”，以后又将所有教授级的专家称为“大夫”，我一直也很喜欢这样的叫法。到了近年，我虽远行，但仍直接间接地见识了许多千奇百怪或者见怪不怪的称呼方式。例如用官职或其他职务来称呼导师，叫“某院（长）”、“某校（长）”、“某所（长）”、“某首席”、“某院士”、“某博导”等等。更多的则是将导师唤作“老板”，听起来也十分刺耳。也许这也可能是我始终没有回到内地服务的原因之一。
我父亲在1940年代未满30岁时当了副教授，一群志同道合但年纪相若的进步学生因此去掉一个“老”字，称他为“金师”，以后竟成为一起参加地下斗争的战友对他的一个特别称呼。幼时初谙世事，不曾想过会经历国家天翻地覆的变革时代。当时我想我这辈子注定是要去上山下乡的，没有什么可能会上大学。即使上大学甚至读研究生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仍处于百废待举阶段，大批人员正等着晋升高级职称。与不少奋斗了一辈子正苦苦争取晋升副高的长者相比，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我自然没有过多的奢望。但时代确已改变，1993年我竟也在未满30岁时当了副研究员，当时还是很稀奇的。虽然如此，研究所中所有学生和同事仍叫我“阿金”，这也是我最中意的称呼。以后去了美国或者回到香港，“Jin”、“阿Jin”、“Dong-Yan”和“DY”全是我喜欢和接受的称谓。当然，“（金）老师”和“（金）师兄”的称呼我同样很受用。虽然有些乱，但对我来说最好就是顺其自然。也许我已落伍，但我始终认为，研究生对导师的称呼，一般还是叫一声“老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