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决定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在深圳开办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初定今年年底开张。该院作为港大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将全权由港大负责管理，全体员工由港大负责招聘和培训，其人事、财政、医疗服务与科研，从政策制定与实施，都全权由港大决定。目前大楼已建起来，港大组织的有关人力资源、医疗服务及医学科研等几个筹备班子都已密锣紧鼓地展开谋划和工作。虽然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多注意，但这件事如果最后能够办成功，对国家、对深圳、对港大都是大好事，其震撼绝不亚于我从一开始就不看好的南方科大。其对中国医院管理和改革的影响，可能相当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所起到的标杆作用。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从开办到初步成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从国家领导、北京市和科技部的有力支持，到所长的运筹帷幄和远见卓识，再到具有优秀管理才能并且善于与各方沟通协调的明白人的加盟，而最后归根究底则是一批顶尖人才的努力，这些都是该所能够创造辉煌所必不可缺的条件。他们的成功说明，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可以按照国际标准办出真正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机构，为国际生物科学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尽管受到现体制内几乎所有其他机构与人士的非议，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给我们的启示是巨大的，是其他任何机构所无法做到的。尽管有人认为国家和北京市对该所的支持力度太大，我所做的研究却显示他们的投入产出比例其实远远高于其他机构，实际是用较少的钱创造了较大的财富和宝贵的经验。中国和中国科技要改革开放，就是应该拿出敢于为天下先和敢于另起炉灶的气魄。
港大深圳医院能够成事，同样有赖于国家领导、卫生部特别是深圳市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学医学院既然能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建成在亚洲区具有一定水平的玛丽医院，至少说明我们有医院管理、医疗服务及医学研究的人才和经验。学校同仁满怀爱国热情，一心希望将他们在世界各地及香港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回馈给祖国，为国家医改出一分力。作为香港专业人士，他们完全有能力为国家和深圳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提出独到的见解，并打破原有体制的限制，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全新和与众不同的公立医院，树立一个新的标杆。所谓旁观者清，香港专业人士对中国医改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有切身体会的，并可能对症下药，另辟新径提出较可行的解决方案。香港也经历过公立医院腐败丛生的年代，得奖电影《岁月神偷》就有反映。香港公立医疗发展到今天，也走过不平凡的路程，其中很多地方都值得内地借鉴。有香港专业人士的参与，也许可以让中国医改少走些弯路。
举办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一件为天下先的事，没有一定的魄力是做不到做不好的。正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受到各方的责难，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也会面对种种的质疑和反对。有人说，深圳出钱出地，为什么非要找香港大学不可？也有人说，为什么非要将纳税人的税金拱手送给别人？还有人说，香港大学一定是为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来的。类似的问题其实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创办过程中都遇到过。责难同样也来自香港，有人说对方都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骗子，也有人反对用港大的资源到深圳办医院并坚持不能影响对港人的服务，更有人担心坏了港大的声誉。港大方面作此决定，也是需要气魄需要排除阻力的。医学院的领导曾说，办深圳医院是为港大也是为国家，即使被骗我们也认了。要将此事办好，深港两方面都要付出很大努力。
作为对中国科研和医疗卫生制度有一定认识的港大学者，我愿意为港大深圳医院大声疾呼。既然要改革，就是要面对体制外的冲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冲击，才能杀出一条路。想办国际一流大学，至少要找曾经领导过国际一流大学的人士。同样，想办亚洲一流水平的医学院和教学医院，也要找领导过亚洲和世界一流医学院及医院的专家。术有专攻，医学及医院管理都是专门的学问。有些人科研做得不错，但不等于会办医学院和医院。既懂得医学和医院管理，又有实务经验和国际视野，这方面的人才正是港大方面的优势。无论合作办医院还是其他事业，伙伴和领军人选得对，比什么都重要。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就是最好的例子。过去香港科大遴选校长时，主事者说过一句广东味很浓的话，就是“不想塘水滚塘鱼”。我真心希望，深圳市领导和部门领导，能够登高望远，不仅看到局部利益，而且统观全局、放眼世界。与其让全国高校纷纷来深圳踩点办一些虚拟校园，与其花巨资让个别人去办不伦不类不知所谓的南方科大，与其重金聘什么领军人才，还不如退而结网，办一件既更有挑战性也更有建设性的实事，脚踏实地地推进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项目，通过深港合作打造一支再次令深圳自豪和令世人惊叹的改革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