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中，美国和欧洲至今仍陷于危机而无法自拔，美国消耗巨额资金进行救市，虽然稳定了不断下滑的经济，但却陷于高失业率中。而欧洲的债务危机，至今仍有越演越烈之势。反观中国，却率先摆脱危机，走出危机，进入新的一轮发展之中。中国在和美、欧为首西方世界实力此消彼长间，在毫无准备中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一些人开始有点洋洋自得和自我膨胀。在对外关系中，逐步改变过去一向隐忍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在世界的舞台上，开始以充满自信和强硬之态捍卫自己所谓核心利益，不断四面出击。并且在对美外交上，也一改过去委曲求全之态，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进行对抗。随着中国的不断自信和强硬，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感觉到，奥巴马上台时的主动向中国示好，并没得到应有回报，相反中国在多个和美国相关重要议题上要么默不作声，要么暗中对抗。2010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开始进行调整，改变过去所谓接触政策，开始用敲打中国方式和中国对话。借中国和邻国存在领土争端，公开围堵和遏制中国。天安号和延坪岛事件发生，不但打破东北亚已有的和平局面，并且目前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中国突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加，中国战略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随着美国所谓重返亚洲，中国在亚洲陷于极度孤立之中，并且面临战争的威胁。2009、2010年的中国外交从巅峰滑落到谷底，呈现冰火两重天的较大反差。相反一向让中国看不起的印度，却成了国际政治中宠儿，被大国争相讨好。当中国带重礼主动上门示好时，印度却不冷不热。虽然不少人将中国今日外交困局归结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和公开遏制政策，但我们自己是否也有需要反思和检讨的地方？中国外交部有关人士不无委屈感慨，当世界抱怨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过于自信和强硬时，国内民意却觉得中国外交不够强硬。要认清和解开今天中国外交困局之迷，就有必要全面回顾从2008年至今，中国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往来和纠纷，从中探询中国外交困局症结所在。
一、 中法、中德关系
之所以将法德列在一起探讨，就因为从2008年至今，中国和法国、德国关系变化都非常相似。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因为小布什政府强悍的单边外交、军事政策，将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推到一起，中国和法国、德国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随着比较理解中国、力主和中国友好的希拉克和施罗德下台，新一代法德领导人默克尔和萨科奇上台后，中法、中德仍延续过去的友好关系。可随着2008年默克尔和萨科奇先后会见达赖，中德、中法关系从巅峰跌到谷底，经历前所未有困难。虽然现在中德、中法关系已经恢复，但双方之间形成裂痕是很难马上愈合的。回顾中德、中法关系这三年间的起伏、跌宕，会见达赖问题已经成了中法、中德关系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很大障碍，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建立成熟稳健的对欧关系，也无法真正稳定的中法、中德关系。虽然西藏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绝不容许他人干涉，但把会见达赖等同于支持西藏独立和干涉中国内政，以牺牲中国和欧洲大国重要关系，来孤立和打击达赖，对中国是否代价太大？达赖有着极为复杂的多面性，对于信教藏人，达赖有着神的一面。对流亡藏人和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和最高统治者。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达赖是不折不扣政治人物和分裂分子。而对于西方世界的人民和政府，达赖又是带着诺贝尔和平奖光环热爱和平的宗教人士。达赖这种多面性，很有迷惑性，中国对达赖强硬政策，很难让本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理解。在会见达赖问题上，中国对美对欧不同处理方式，也很难让法、德等大国理解和信服。在中美关系稳定的时候，中国尚且能够承受中欧关系冷淡和恶化代价。在中美关系不稳时，中国可能就无法同时承受对美、对欧关系恶化。中国对待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的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全面检讨和调整的时候。既然达赖是以和平、仁爱的宗教人士名义出访各国，只要达赖和外国领导人见面不涉及西藏问题，或者即便涉及到西藏问题，只要相关国家不公开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独立，中国政府不妨谈化达赖出访。在美国公开围堵、遏制、孤立中国的背景下，再不计成本反对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无疑将更加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中。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高调反对达赖，也炒热了达赖和西藏问题，抬高世界对达赖和西藏问题的注意力，增加达赖影响力。中国应该加强和达赖和流亡藏人沟通，减少他们对中国政府敌意，多采取些怀柔手段，下大力气多做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工作，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部分极端分裂分子。这不但有助于减少达赖出访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减少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对国内藏族同胞和信教藏人影响。一味强硬政策，只会加深流亡藏人对中国的敌意。
二、 中英、中澳关系
过去两年，中英、中澳关系的起伏也非常相似，都因为两国间一起普通司法案件造成两国关系的逆转，虽然现在中英、中澳关系已经改善，但双方因争端产生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现在回过头看过去一年纠纷产生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在处理相关问题上，态度过于生硬，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演变成中英、中澳的政治事件。如果处理好，完全可以在维护中国司法主权同时，又不损坏中英、中澳关系。在中澳之间的胡士泰案件中，如果中国在事件之初，能及时公布案情，严格保证胡士泰的辩护权，而不是草率让国安局介入调查，将一起普通商业贿赂案件演变成间谍案件。胡士泰案件也只会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不会演变成损坏中澳关系的政治事件。从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文档，作为第一位能流利说中国话的外国领导人，陆克文从刚上台时，希望充当中西方沟通的桥梁，到竟然煽动美国对中国强硬，期间变化显然受到中国处理胡士泰案件方式的深刻影响。
在中英之间阿克毛案件中，英国首相布朗希望通过该案获取自己的竞选资本而高调介入。英国人虽然不敢否认阿克毛贩毒的事实，却一再强调其存在精神病。在中法、中德关系相继恶化之后，中国就应该慎重处理对英关系。在阿克毛案件中，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大部分英国乃至欧洲民众反对死刑现实，慎重对待英国的要求。英国要求在阿克毛死刑复核期间，在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我认为这种要求本不为过，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也应该同意英国的要求。如果鉴定确有精神问题，给予阿克毛进行改判，不但无损中国司法主权，反而有助改善西方人对中国司法的成见。如果鉴定阿克毛确无精神疾病，特别是我们能够让英方派出精神疾病专家参与鉴定，也堵了英国人的嘴。
回顾中英、中澳关系波折，我们国内一些部门，显然将国内一套搬到国际上，造成了一些本不应该出现外交矛盾。在小布什深陷伊拉克战争无暇他顾之时，稳定和友好的中美关系，减缓中英、中法、中德、中澳关系变坏对中国的冲击。但中国同时和多个西方国家产生外交纠纷，也为今天中美关系变坏埋下伏笔。如果中国过去没有同时和西方几个主要大国产生纷争，仍然保持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就能极大牵制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减缓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为遏制和敲打的过程。
三、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是中国仅次于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一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有助于东亚和平稳定。东亚未来在于中日之间是否能和平友好，如果中日能和平友好，东亚就能步欧洲一体化后尘，建立东亚共同体，未来东亚共同体就可能形成中日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但是，中日能否真正互信和和平友好，仅凭两国政治家的良好愿望是无法建立的，它受到中日两个民族的历史恩仇、领土争端和美国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是中国除中美关系之外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日能否和平共处，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能决定的，也不是中国政府一味希望友好能实现的，它不但受到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对华政策和对华友好意愿的左右，也受到中国民众民意左右，有时中国政府单方面善意反而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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