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植物学研究需要现代植物学（包括植物分类学）的基础知识及其严谨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有些古植物学家不熟悉现代植物分类学，但通过“比娃娃”似乎能够鉴定化石植物，这种思想方式与工作方式早已落伍了。我们认为，化石植物属于“古生物”，而绝不是“古死物”。从科学问题及学科范围来说，古植物学的灵魂性工作应该是采用严谨的生物学思想与方法对化石植物进行分类鉴定。因此，古植物学可以被看作是化石植物分类学或古植物分类学。
胡先骕先生（1894--1968）是一位正统的著名植物分类家，他对古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1955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出版了胡先骕的《植物分类学简编》。这是一本“很适当的”[作者语]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胡先骕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此书因为以教学为目的，故对于理论与技术方面写得更详些。如第一章演化与分类学的关系与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两章，是极其重要的讨论植物分类学的理论的……”
胡先骕先生在“绪论”中写道：“植物分类学一大部分的研究是要在贯串古植物学遗传学细胞学及其他科学所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植物分类的方案（p.9）。”
他在“第一章演化与分类学的关系”中写道：“早期的分类学家以比较形态学为研究生物自然关系的基础，这是正确的。因此比较形态确是研究亲缘关系一个最好的标准（p.11）。”他还写道：“在考虑以演化为分类的基础时，任何生物科学家可取下列三种不同态度之一：
（1）否认演化学说与真正自然关系之意见；
（2）盲目信仰演化学说而不加以观察与思考；
（3）观察与思考演化学说的确证，而后决定其信仰。最后一种态度乃为真正的科学方法（p.12-13）。”
在“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中的第三节----“分类的方案与范畴”，胡先骕先生述评了前苏联红极一时的生物学家李森科的“关于物种的新见解。”这一很正常的学术述评引发了极不正常的著名的“胡先骕事件”。为了使读者对历史史实有所了解，现将第342—343页有关文字抄录如下：
“但近年来李森科在苏联发表他‘关于物种的新见解’以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李森科发现在外高加索山区异常恶劣的条件下生长的小麦，在许多麦穗中发现了黑麦的籽粒。如果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便会长出典型的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该处的农夫经常认为黑麦是由小麦变成的。这便是一种飞跃地由一种植物变成另一植物典型的例子。李森科认为新种便是可能如此发生的。
李森科对遗传性与变异性下了一个定义：‘遗传性就是生物体在其生活上发育上发育上要求一定的外界条件，并对这条件表现一定的反应特性，而变异性则是在于有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改变，由于新陈代谢型式的改变而产生的。’新种便是因需要适应改变了的外界环境而发生的。
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的力量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甚至向日葵‘产生’寄生植物列当。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 ‘……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的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他们‘否认唯物主义的解释进化过程’。他们的‘关于生物学的新见解与米丘林关于进化过程中环境的作用的概念，以及系统发育的规律性的观念相矛盾，使选种和植物栽培学的工作根本没有前途。’ ‘李森科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已有的一切经验，显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像分类学这样的生物部门。’这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之须与以根本的否认。
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视。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
1955年夏，北京农业大学6位讲师、助教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写信，认为《植物分类学简编》“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
1955年10月底中国科学院与全国科联在北京联合举行“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140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对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学说进行了“有组织的政治批判”。《植物分类学简编》未售出部分被全部销毁。
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对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和政治关系问题，主张向胡先骕承认错误。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就李森科事件向胡先骕道歉。
1956年8月，胡先骕在《科学通报》发表《“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他在文章中写道：“就我的专业植物学而言，亟待争鸣的问题很多。被子植物的起源为今日百家争鸣的一大问题。究竟被子植物出于一元或多元？出于本内苏铁目或麻黄目，或竟远溯于种子蕨？……至于（植物）分类系统，在苏联则知名的已有四五家，在欧美亦有数家，皆彼此是非，未为定论。今苏联科学院有集体创立一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的计划；欧美亦有集体创立一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的计划。此皆有待于争鸣的问题。……由于科学问题的深奥性与复杂性，由于这些问题不易获得完美的解决，故宜任其自由讨论，百家争鸣…….”
无论对于学习植物分类学的知识、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对于弘扬追求真理的精神，《植物分类学简编》显然是一本“很适当”的参考书。然而，随着科学积累的增加，书中有些内容很陈旧。
主要参考文献
胡先骕，1955，植物分类学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430
胡宗刚（撰），2008，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573--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