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邀出席以色列驻华大使举行的晚宴。席间，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和以色列的教育文化的对比。大使先生很自豪地对我说，同中国人一样，犹太家庭有强烈的教育孩子拔尖成才的传统，比如，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母亲，在佩雷斯的儿童时期，每天在佩雷斯放学回家后总会问两个问题，一是 “Did you ask any question in your classroom that your teacher couldn’t answer？”（你是否在课堂上问过一个你的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二是 “Did you do anything creative in school that impressed your teacher?” （你在学校里是否做过一件让你的老师印象很深的有创意的事情？）。我听后，感慨万千地回复,“每天我的两个孩子回家后，我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Did you listen to your teacher at school?’（今天你在学校是否听老师的话？）”
我为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感慨！
90年开始我在Johns Hopkins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年轻的教授Jeremy Berg，前三年跟着师兄John Desjarlais学习实验技术和研究方法, 受益匪浅；这期间我在实验室里以问问题多出名，而且常常让Jeremy和John回答不上来，为此颇得老板赏识。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后两年，我的经验、方法逐渐成熟，常常帮助解答同实验室师弟师妹的研究问题，俨然成了个小老板，但从不忘记鼓励师弟师妹多问问题。96至97年，我在Nikola Pavletich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不知不觉成了解答大家实验疑难问题的源泉，心里也颇得意。随后，我又在普林斯顿大学里教了整整十年的书，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这期间，我常常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与我唱“反调”，因为这样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也有利于找到最佳的研究方法。我为自己培养学生的方式方法自豪。
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多年来，我一直鼓励大学、中小学教育不要刻意去磨平学生的棱角，而是希望学生发挥个性的优势。
回到清华之后，在研究上我也同样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课堂上，我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我的推理，鼓励学生与我争论，多次公开反对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我有不同意见时，我更会刻意表扬学生！很简单，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critical analysis），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必须要去除墨守陈规的思想。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我教育学生的方式自豪。没想到，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 而是下意识地采用了典型的鼓励“乖孩子”的中国式教育方法！
中国的教育系统、人才培养系统对乖孩子情有独钟。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学、中学、小学，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如此！我的儿子性情随和、听话，颇得老师喜欢，在亲戚朋友眼里也可爱又懂事，大家常常夸他。相比之下，我的女儿很聪明、有个性，喜欢自己拿主意、不喜欢听别人的指点，在老师同学眼里逐渐成了不听话的孩子。一年下来，六岁半的儿子在清华幼儿园如鱼得水，而同龄的女儿居然在幼儿园开始有种失落感。
相比之下，回国前，女儿和儿子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同一个幼儿园，老师从来不以是否听话来衡量孩子的优缺点，而是积极引导启发孩子，让孩子的个性可以得到发展，每个孩子独特的才能可以得到较好的发挥。那时候，尽管女儿和儿子的性格已经表现出不同，但每天回家，她们都能快乐地描述白天在学校的事情……
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学中大力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我看来，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的人才。您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