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热议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颇不认同，他表示：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3月7日《新京报》)
纪宝成代表的反对逻辑看似成立，但问题在于，当大学校长热衷并且极其计较于以行政级别进行政府谈话和民间交流，或者看重于行政级别所关联的住房、医疗等附属利益时，长期行政级别的熏染和官本位的惯性，很难让人保持人格上的两面性，即对外以行政级别和行政手段对接；对内用学术的手段和思维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结果只能是行政手段和思维统领校内外的一切事务。
事实上，无论我们怎样表白高校行政级别仅用于与社会对接，在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做官，在高校内部博士、教授为了一个行政职务打破了头的现实语境下，都无法撇清行政手段和思维在高校内部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那么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就要贬低教师。因为在高校内部，能够占到一官半职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还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普通教师。
按照纪宝成代表长期置身教育系统的感受，“没级别什么都干不了”，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高校普通教师，是少有话语权、充实利益、学术自由的。这种分析下，我们不难理解绩效工资改革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变得严重走样，也不难理解堂堂北大法学院的一干教授变成了论文生产者。问题在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即使贬低了教育，教育还可以在一个低调环境中和冷板凳上韬光养晦谋求蝶变新生；而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则贬低了绝大部分的普通教师，在“教育以教师为本”的基本命题下，即使教育有强大的行政级别外表，最终也将仅剩下一个空壳。
诚如纪宝成代表所言，取消行政级别需要“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所有企事业单位都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是，这个看似成立的命题依然是个伪命题。在大学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已经达成普遍共识、教育改革亟须破旧立新的情势下，作为号称引领社会的思想库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的大学，都不能率先破冰，那么我们期待哪一个领域先行试点？
全国两会会场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的策划地和设计室。在这个会场上，需要讨论的是改革的突破口和改革路径，而不是对已达成共识的改革方向作不可行论证。太多的不可行论证，既会影响两会效率和改革行进，也会让作为民意代言人的代表委员与民意隔阂。这一点，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读一下这篇文章，我是很赞同，从一个学生角度。
大学中拥有行政级别的毕竟是少数，大学到底是要保留行政级别保全少数人用于社会对接额外“权益”，还是要取消达到为学术最高的体现教育在教师之间（包括普通教师和教授之间）以及学生的平等施教以及求教基本权利。社会到底是少数人的社会还是多数人的社会，难道作为大学校长一定要用行政级别去对接吗，如果拥有足够的声誉，难道就没有良知的政府官员出来接见吗？早纪校长的推断，没有行政级别且不出名的国外大学校长都会很难争取到社会的支持，最后消亡，仅剩几所耶鲁式贵族学校。
个人认为，老一代的人过于稳中，过于安于现状。革新在他们看来是叛逆，重庆打黑困难重重，那还有生命危险，也挺过来，关键还是要看领导的决心和恒心。社会上还有多少真正的教育家，当年战争年代，南开的张校长没有什么级别不也把大学办好了，难道那个时候支持教育的人以及经费条件比现在还要，所以还是不要找借口，人重要的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过多的寻找阻力因素，有利因素以及如何创造有利因素才是大家所需要关心的。不要说我们年轻一代对教育失去信心了，我们其实充满信心，因为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年轻一代，但是也不乏真正的老一代教育家，个人比较欣赏北大周校长积极面对的教育家本色和朱校长的果敢。
老一代应该身体力行，因为年轻一代都是以你们为榜样和标板的，这是你们的责任，而年轻一代的责任则更大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