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和钱穆先生先、后各出了一本相同名字的书《中国近三年学术史》，钱老后出的这本我是几年前读的，感觉资料比较详实、史论结合，与现在出的相关教研参考书的写法类似（本来此书就是钱老依据讲课的讲义写的）；任公的书，则提纲絜领似地提出了一些大观点，重在时代学术大趋势的把握，当然分论各个学者时也提供了细致的材料。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明末清初传教士传来的西方科学没有敌过后来的考证学，以致拖了中国近现代发展科学的后腿？
任公认为这与当时的学术潮流、政治和宗教等环境有关。西方科学能够在那时传进来与当时反对王阳明传下来的明心见性的玄思内省学风而注重实事求是的经世济用主张是有关联的；但是，当时科学不兴，主要还是科举取仕的制度所至，“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艰辛迂远的科学呢？”（不料，近四百年后的今天，科学在中国的遭遇仍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富贵功名还是与踏实搞科学的人几近无缘！）。
还有重要的原因是宗教的，即耶稣会教会内部的分裂。且让我做一会文抄公将任公论述抄下：明末清初那一点点科学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中稗贩进来，前文已经说过。该会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智识来做引线，表面上像把传教变成附属事业，所有信教的人仍许他们拜“中国的天”和祖宗。这种方法，行之数十年，卓著成效。无奈在欧洲的罗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发出有名的“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令”。该教令的内容，现在不必详述。总而言之，是谈前此传教方法之悖谬，勒令他们改变方针，最要的条件是禁拜祖宗。自该教令宣布后，从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噪愤怒，结果于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把教皇派来的公使送到澳门监禁。传教事业固然因此顿挫，并他们传来那些学问也被带累了。”（博主曰：像如今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这教皇真是不助我中华啊！）
另一原因我觉得是宫廷政治斗争所至，任公认为还是教会的原因。原文抄录如下：“还有一件附带原因，也是教会行动影响到学界。我们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这种宫闱私斗，论理该不至影响到学问，殊不知专制政体之宫廷，一举一动，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允祯，双方暗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这种史料，现时虽未得有充分证据，然而口碑相传，大致可信。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宝奏请，除在钦天监供职之西洋人外，其余皆驱往澳门看管，不许阑人内地，得旨施行。这件事是否于宫廷阴谋有关，姑且不论。总之，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了。”（博主曰：到如今政治影响于学术还是很大的，譬如一个东西如果能够给某官员带来政绩，那是会不惜血本投入的，至于学术价值嘛，还是那句老话：干卿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