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草
当“乌有之乡”等红色群体合力攻击历史老师的时候，我没有发言，因为历史本来可以打扮；当他们齐声围攻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也没有发言，因为不知详细；当他们联络了众多老干部，签名上书要求以行政的力量干涉科学研究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沉默了。这个以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的群体，应该做一些更有积极意义，担负神圣使命的事情，比如庆祝建党。科学研究的自由应该像南极的冰川一样纯洁，留得三分净土与子孙耕种。
这个世界邪恶存在的价值，是让我们能够隔着一定的距离，以黑色幽默观之，有更深层次的开心；而这个世界邪恶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有些人不满足日常的平淡生活，有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并以此要求别人，灾难往往因此而生。在苏联时期，莫斯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的“红色所长”格辛同志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唯心主义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违背的。证明光以太这种（实际上莫须有的）物质的存在，并揭示其力学性质，是苏联物理学家的主要任务。必须照看研究人员，以免偏离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轨道而陷进唯心主义的泥潭。
在量子力学领域，共产主义学院宣布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是反唯物主义的，责令理论物理学家只能用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在学术界，英国物理学家P.A.M.狄拉克认为，海森堡是正确的，薛定谔是错误的。伽莫夫据此开始讲述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式时，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工作者打断了演讲并宣布散场，从此不许在公共场合提起测不准关系式。在生物学领域，按照李森科的观点，“假如把所有的人放在合适的环境中，他们的能力必然是生来就相等的。”当时的口号是：“任何一个打杂女工都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由于环境决定生物性状的观点更符合唯物主义，孟德尔的基因遗传学说因此被排斥在苏联的农学研究范围之外。偏执的科学家一旦掌握了政治的武器，破坏将是空前的。
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对科学的负面理解也存在，但没有我们国内某些学者想象的帝国主义垄断阴谋。乌鸦般不懂科学而鼓噪不休的记者，才是西方科学家的大敌。英国的温纳博士认为：“科学家的本职工作是作研究，和媒体打交道不是他们擅长做的事情，如果科学家需要腾出时间来解释每一个未经同行评审的文章中犯下的错误，那科学家就没有时间工作了。”而在气象学家艾伦教授看来，科学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怀疑论者根本不用试图以多取胜，或者攻击研究者的道德。只要拿出一条过硬的证据，科学家就必须认输。遗憾的是，记者们总是相信，像社会科学一样，科学家也应该参考广大民众的民主意愿，宣布他们的结论。广大民众都亲眼看到太阳和月亮一样大，科学家宣布太阳比月亮大一百倍以上的结论肯定是胡扯。和中国一样，科学上的学术论战一旦与科学家的品德挂钩，报道则极尽扭曲之能事。
夏中义先生将陈寅恪先生视为学统圣火的接力者，剔除了一切缺陷的神圣纪念碑。“学统”独立于经世济民的“道统”，能够自足地存在，不必向权力弯腰献媚，这是学人的立身之本。科学当以求真为唯一目标，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时候，无论社会如何反响，如实宣布是分内的责任。亚当斯总统曾 说：“我们的后代不应当为政治所困扰，他们应该从事更有意义的事业，如科学研究、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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