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执业医师还记得抗生素出现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当时人们经常因为普通的感染而住院，即使最简单的手术，也受到葡萄状球菌带来的致命威胁。但是，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的布莱德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传染病专家，一直在研究那段历史，因为他们对旧日梦魇卷土重来的担心正在日益加剧。富裕国家将科学战胜病菌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是否依靠目前医学领域已知的最强大的抗生素或某种抗生素就能够对抗感染？对此看法持反对意见的医生数量正在增长。“这并非是杞人忧天。”斯皮尔伯格说，光美国2010年大概就有10万人因抗药性感染而死亡。
在未来，科学史专家可能会辩论是否我们永远都能打赢对细菌的战争。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青霉素进入临床使用后的60多年后，最终将被视为我们与细菌之间永恒战争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人类是多细胞动物，其复杂性和微妙之处难以用言语形容，而细菌则是单细胞有机体。如此原始以至于缺乏一个细胞核，却奇妙地适应在我们体内进行繁殖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相当挥霍地消耗着我们的血肉，让我们中毒。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使用了抗生素，我们占了上风，就像细菌能抓住我们的弱点一样，它们的克星也来自大自然。但我们的创造力其实是在参与一场令人绝望的比赛因为要对抗的是细菌的繁殖能力。越来越多的细菌株掌握了能对抗抗生素的“生物武器”细胞膜不再让它们进入，把它们挤压出去，进行生化调整让它们变得无害。进化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已经在地球上进行了数亿年，现代生物科学的历史则不到一个半世纪。你会压哪边赢？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处于不利地位，部分原因在于疏忽大意，部分原因是在药品政策上，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博弈造成的结果。因为滥用，我们浪费了抗生素在动物饲料中，或抗生素并不能治愈的疾病中，比如说感冒。特别是在贫穷和文化落后的环境里，病人只要感觉稍有好转就立刻停用抗生素的情况很普遍，然后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就会在其他人身上增加并蔓延开来。
在一段时间里，这并未引起重视，因为总有新的抗生素被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当青霉素率先进入药房货架后，人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收集土样，企图找到其中潜藏着的灵丹妙药。
盟军士兵从非洲前线挖出泥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从喜马拉雅山山顶收集样本，几乎每个地方的学生都在公园或田地里一铲子一铲子地掘土。医药公司负责通过这项庞大的收集获得丰收，最终，在短短的30年里，约有200种新药问世。
但到了80年代中期，发现新药品的脚步放慢了。“这就像油田。”《瘟疫正在抬头：致死病菌的全球威胁和我们日渐萎缩的战斗力》一书的作者斯皮尔伯格说：“虽然仍有许多尚待发掘，但容易找得到的都已经被找到了。”已经没剩什么地方是你轻敲地面就能发现丰厚储备的了。有段时间，科学家们认为现代药品研制中发现的分子的神奇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在与细菌这场战争中再次占到上风。但这回我们的运气没那么好。“在找寻新药物时，化学家有一套可循的规则。”阿斯利康公司的医药总监约翰雷克斯说，“为了制造抗生素，你必须打破这些规则。抗生素与我们做的别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它们被设计为到一个活的有机体中，去杀死另一个有机体。”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再没有希望发现新的药物。事实上，海洋学家已经发现，在仅仅1立方厘米的深海淤泥中，我们以前未知的生物体就有数以十万。噬菌体一种能够感染并杀死细菌的病毒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尚未开发的抗微生物药物来源。此外，给我们提供了最早一批也是最有效的抗生素的土壤，也在等待着用新技术复查。
对一些移民人口来说，美国不仅仅是“机会之地”，他们还要面对已经被提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健康挑战”。但最好的研究人员已经退出了这项检验的工作。据美国传染病协会统计，13家最大的制药公司中，只有5家还在关注着抗生素的进展。治疗癌症或者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脏病甚至是脱发病都更为有利可图。原因在于，最为昂贵的抗生素（利奈和达托霉素）在一个疗程7天的时间里，患者花费在1000至2000美元不等。而像癌症的一个疗程，时间从数周到数月不等，患者的花费为抗生素一个疗程的10倍或20倍。
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患者可能在余生里都需要，对制药公司来说，投入意味着高额回报。尽管细菌感染比癌症和心脏病常见得多，但抗生素能带来的利润却相对较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其价值的低估。“我们希望抗生素不仅安全、高效，还要便宜。”普林斯顿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拉克西米纳拉扬说：“我们将它们视为上帝赋予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几大连锁药店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开始免费发放普通抗生素。
即使是非常珍贵的抗生素，耐药性和专利法仍是它进入市场后要面对的两大敌对力量。为了防止产生抗药性，医生们鼓励节制使用最新的、最强大的抗生素，只有在别无他法时才使用。
这不仅降低了药物作为一种治疗选择的价值，而且也意味着新药的销售进展非常非常慢，只有选择出售专利时，获利情况才会有所好转，然而此时就非常容易被普通品牌生产的价格相对便宜的药物所取代。“这对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来说，都是巨大的不利因素。”雷克斯说。他的公司是少数仍在研制新抗生素的公司之一。
当然，与抗生素面临的独特的监管不确定性相比，这些经济难题就显得苍白了。无论是测试哪种抗生素能否对抗哪种感染，首要的是找到一个病人。对癌症、慢性病或致命疾病来说，找到受试者非常容易，因为患者有时间考虑要不要成为即将开展的研究的参与者。但对传染性疾病来说，就有一些麻烦，尤其是考虑到可能产生抗药性。“你可能需要等待大规模爆发生。”雷克斯说，“而且还没有办法了解何时何地会发生。”
当药物研究人员设法凑齐了一个像样的试验群体后，他们得将实验药物与现有药物做对比。如果实验药物与现有药物一样好或更有效，就会得到绿灯。
与此同时，因为新的抗生素要得到认可需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尚不明确，制药公司不愿继续投入资金进行研发。
政策制定者最终开始努力改变现状。国会正在通过一项法案，延长某些抗生素5年的专利权，以避免仿制药的竞争。其他的建议包括减税等。
当然，批评者指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无助于研发现有抗生素的替代品。“这就像说‘我们快没石油了，因为我们正在消耗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 拉克西米纳拉扬说，“如果我们只是继续研究新的药物，然后过度使用它们，我们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他说，应该开始像看待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一样看待抗生素也就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这当然标志着一个转变。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大约50%的抗生素的使用是不必要的。医生通常开抗生素作为预防措施，以抵御尚未发生的感染，或者是安抚在道路上摔倒而担心生病的病人。对于已经感染的病人来说，衡量是否需要使用则更为复杂。在青霉素出现前，大多数诊断方法见效是缓慢的，而且是不可靠的。这就意味着医生没有办法知道病人到底是感染了何种细菌，或哪种药物对哪种细菌见效快。与其浪费时间与金钱来试图回答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医生通常开出一堆抗生素，然后进行观察。这种方法不用花很多钱，在短期内也确实可行，但是这也造成了过度使用，导致抗药性的增强与蔓延。它们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获得，而我们也将对此习以为常。没有更多的快速治疗方法，免费发放，或“以防万一”的药方。如果我们行动够迅速而且够幸运也许我们可能不需要知道没有抗生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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