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Give the public the tools to trust scientists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1月17日的《自然》世界观察专栏
原文作者：Anita Makri
作者认为，科学在大众媒体中传播的形式导致公众易受虚假的确定性迷惑。
真相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寻找真相？真相在公共讨论中还有意义吗？从近期的政治事件来看，这些都是十分重要而亟待回答的问题。但在我从事过的两个关注真相的行业——科学和新闻界中，只有后者全身性的投入并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科学家需要迎头赶上，否则，在一个日益醉心于比较证据，却不依靠科学家作出决策的社会里，他们将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
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在记者们辩论事实和谎言、思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的应对方式时，科学家似乎将自己视作新环境的受害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大多数辩论都聚焦于新的政治秩序将会如何威胁科学知识和研究资金，或将如何破坏气候变化政策。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科学正在如何失去它作为真相来源的重要性。为了重建这种重要性，科学家、科学传播者、科研机构和资助者必须努力改变向公众呈现与社会相关的科学的方式。这不是要为研究者提供更好的媒体培训，而是要重新思考：我们想要向广大公众传播什么样的科学。这听起来或许是老调重弹，但公众近来对“后真相”的关注表明，这是切切实实需要应对的危机。
公众了解和欣赏的科学大多赋予了人们对世界的一种奇趣之感，或者解答了宏大的存在问题。在物理学家Brian Cox的物理学普及电视节目中，以及新闻网站上有关新发现的化石和古怪的动物行为的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科学的身影。这样的科学植根于假设检验、实验和发现，受众广泛，让人感到亲近。
虽然也有其价值，但在“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上，它们在公众心中留下了一个与科学家的看法截然不同的过时印象，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了。人们期待科学提供符合确定性模型的权威结论。而当不完整的信息、不完备的知识或变化的建议出现时（这些都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权威就似乎被削弱了。我们在有关食品和健康的公共讨论中看到了这一现象：起初，脂肪是不好的，而现在，糖才是不健康的。针对科学结论的改变，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专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往往依赖于循序渐进的科学，这类科学不断积累着有关复杂系统的证据，而这些系统往往拥有众多变量和模糊的社会参数。它与如何应对环境污染、疫苗安全、新出现的感染、药物风险、食物选择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等政策和决定息息相关。
与社会相关的科学和对不确定性的讨论有时的确会见诸媒体，但这类文章通常可能假环境或健康之名，出现在探讨政治和及其相关争议的文章中，往往是关于环境或健康的。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操纵公众，或说服公众接受某项决策，而是为他们提供工具，帮助他们理解证据、将不确定性纳入考虑，并就科学信息对真相的贡献做出自己的判断。没有这样的工具，那些迎合虚假确定性的情绪和信条就显得更加可信了。
谈论不确定、彼此矛盾、循序渐进，甚至与政治相关的科学是困难的——它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而且确实存在风险。如果在沟通时不够谨慎，科学家有时也“不知道”这一点便有可能为那些想要质疑证据的人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如果公众能获得更好的帮助来理解这样的科学，便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增进人们对不同观点的理解，或许还能帮助人们看穿流传的一些关于科学问题的假新闻。揭示有关与社会相关的科学的这些现实情况主要是为了改变科学传播的内容和方法。我们也能从科学与公众的种种传播媒介入手来鼓励这种改变。
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就是科研、教育或文化机构的公共参与计划。加强科学教育者、传播者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也能改善与社会相关的科学在新闻报道和学校课程中的呈现方式。社会大环境并不鼓励这类科学报道的生产。因此，科研界必须率先发力。举例来说，科研院校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深入的新闻报道。
科学家在与记者交流或在为政策和科学传播项目提供建议时，可以阐述与社会相关的科学的运作方式，以此影响最终呈现的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它挑战了科学作为决策单一指导的地位，还需要在承认并不总是拥有答案的同时，保持科学的权威性。但如果谨慎行事，公开透明是利大于弊的。它将有助于恢复信任，阐明科学作为一种指导的作用。
目前有关真相的讨论绝非小事一桩。更多的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需要参与到讨论中来，改变做法，改变自我定位，从而跟上时代，展示科学的重要性——趁着科学的重要性还未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