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宣布撤销论文并没有为小保方晴子的造假事件画上句号。一个月后，小保方的导师、著名生物学家笹井芳树悬梁自尽，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也许揭示了科学界竞争日趋激烈的冷酷现实。
笹井芳树博士行事严谨，即便在派对上表演调制鸡尾酒时，脸上也不带一丝微笑。他是一名生物学家，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器官形成与神经形成实验室主任。两年前，英国《自然》杂志在描写笹井芳树时说，正是他在96孔培养板中混合出的“鸡尾酒”为他赢得了科学界的赞誉。
2014年8月5日，笹井芳树被发现在理化学研究所内悬梁自尽。确切的自杀原因并不清楚，但他的同行们相信，干细胞研究中的烂摊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14年1月，笹井芳树的学生小保方晴子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具有“突破性”的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小保方晴子等人声称只需运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让小鼠的体细胞变成干细胞。这种方法就是给细胞施加一些“压力”，比如让它们暴露在弱酸性环境中，或是给细胞膜施加物理压力。这项不可思议的研究结果立即引起了科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笹井芳树也是两篇论文的作者之一。
小保方晴子等人所制造出的细胞被称为“刺激获得的多能性细胞”（STAP），这些细胞就像胚胎干细胞，具有分化成各种细胞和组织的潜能，因而相关研究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医疗应用前景。然而，在几天之内，他们的研究结果就遭到了同行的质疑。有人在互联网上匿名评论，论文中的一些图片存在问题，还有一部分文字抄自其他人的文章。同时，同行们重复其实验结果的尝试也告失败。
理化学研究所随即动用“理化学研究所改革委员会”调查这项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小保方晴子最初坚称STAP是存在的，但最终同意在撤回论文的文件上签字。2014年7月，《自然》杂志宣布撤回两篇论文。
笹井芳树也在这个事件中成为了众矢之的。舆论认为，尽管笹井芳树并没有直接参与伪造实验数据，但他作为小保方晴子的导师，负有无法推卸的失察之责。在问责的过程中，一些细节开始被放大。日本媒体指出，当初在研究进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小保方晴子没有穿着工作服，而是穿着奶奶送给她的围裙出席，这是有意为之的公关策略，而这一策略正是笹井芳树精心策划的。
变革性工作
笹井芳树1962年出生在日本兵库县，1993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医学院。他的家庭成员中有许多人从医，他也曾经短暂行医，但随后回到京都大学进修并开始从事科研，到36岁时就已经成为京都大学教授。
不过他很快就对医学感到了失望，因为他发现这个领域缺乏对人体最根本的认识，尤其是在神经疾病方面。在《自然》杂志的访问中，笹井芳树说：“不了解人类的大脑，医生能为病人所做的就非常有限，疗法也就永远是治标不治本的。”
笹井芳树将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神经发育。从2000年起，笹井芳树开始在理化学研究所兼任发育生物学方面的课题组长。在2003年，他全职转到理化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中心，任器官形成与神经形成实验室主任。
在所有的研究成果中，笹井芳树最广为人知的，是解答了一个自1924年起就存在于生物学中的谜题。1924年，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Hans Spemann）和希尔德·曼戈尔德（Hilde Mangold）在胚胎中发现了一个区域，它可以指示胚胎的其他区域如何发育。这个发现被认为是发育生物学上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两位科学家发现的这个区域被命名为“斯佩曼组织者”。不过，“组织者”是如何工作的，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一直是人们不得而知的一件事。
直到1990年代，生物学家才开始发现其中的一些秘密。那个时候，笹井芳树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他所追问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出师不利，他刚到洛杉矶，钱包和护照就被人抢了。不过，他的研究工作却异常顺利，刚到那边一个月，他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
1994年，笹井芳树和同事发现了调节发育的关键分子chordin——它是“组织者”释放出的信号，能够阻挡细胞接到其他信号，从而避免它们变成神经细胞之外的其他类型。这个发现帮助了科学家从分子层面理解“组织者”是如何工作的。同时，这个发现与其他一些研究一起向科学家展示出，胚胎干细胞的“缺省配置”是发育成神经细胞。
在博士后期间，有一件事，笹井芳树给他的导师艾迪·德·罗波涕斯（Eddy De Roberti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一篇草稿丢失了，笹井芳树凭着记忆一个词一个词地又把稿子重新打出来。德·罗波涕斯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事情。
后来，笹井芳树开始研究如何在实验室中把干细胞转化成体细胞。那是1990年代末，许多科学家的尝试并不顺利。多年之后，在向《自然》杂志回忆那段研究经历的时候，笹井芳树表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用力过猛了。
他把自己比作红娘。在把男孩和女孩介绍到一起之后，红娘就应该及时撤出；假如把男孩和女孩介绍到一起，旁边还有一体育场的人在围观，那事情八成就要黄了。笹井芳树就是运用这一哲学去培养干细胞的。他将许多可能干扰干细胞发育的成分都从培养液中取消了。同时还改变了贴壁培养的做法，他在培养干细胞的时候不再让它们贴在玻璃壁上，以减少物理环境对它们的干扰。
这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干细胞在他的培养皿中开始发育成不同类型的细胞。他一开始成功地培养出了一些神经前体细胞。后来，他最轰动的实验是培养出了感光前体细胞——这个实验的论文在投出之后让评议的同行感到非常兴奋，因为笹井芳树培养出的结构与视网膜十分接近，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其在再生医学上的应用前景。
“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一篇地标性的论文。”2010年参与同行评议的眼科专家、伦敦大学学院的罗宾·阿里（Robin Ali）说，“他变革了这个领域。”笹井芳树一生共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累计超过12000次。
耻感淹没了他
笹井芳树上吊自杀时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一条宽松裤，他的一双鞋脱了下来，整齐地摆放在自尽的楼梯间里。
人们在笹井芳树秘书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遗书，还在他的尸体旁发现了另外三封遗书。研究所没有公开这些遗书是写给谁的，以及它们的具体内容。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遗书的其中一封是写给小保方晴子的，交代小保方晴子“一定要复制出STAP细胞”。
理化学研究所公关部主任在新闻会上说，他在今年5、6月份曾与笹井芳树通过几次电话，他感觉到这名科学家“在精神和生理上都很疲惫”，说话的方式也变了，不再像往日那样有能量。笹井芳树也在4月份给《华尔街日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称自己“被耻辱感淹没了”。
在《自然》杂志报道了笹井芳树的死讯之后，它的读者们指责的是科学界的评价体系。一名读者在《自然》杂志的网站上留言说：“一旦在期刊上出现负面的评论，《自然》杂志对于一名科学家的冲击就是巨大的。这比在《自然》上发表任何正面的文章所带来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在STAP论文在日本媒体上发酵之后，这件事也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烫手山芋，看起来笹井成了替罪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干细胞研究者保罗·纽泼勒（Paul Knoepfler）在实验室的博客上写道，“尽管其他一些人对STAP的问题负有更大的责任，但他担当了更多。他之所以要承担这么多，可能是出于他对理化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中心的爱。”北京大学的生物学家饶毅也持相似的观点。他在发表于微信的一篇文章中称，从两篇问题论文的作者署名来看，“笹井芳树并非最突出，严格比较起来，同在‘细胞重编程’实验室的若山照彦与小保方晴子的关系比笹井芳树更近”。
“如果说他在STAP上有差错，我的看法是，这至少部分地起因于他过于信任他人，并且想要追寻真正大的、革命性的发现，而STAP看起来正是这样的发现。”纽泼勒反思说，“至于后者，在今天的科学界当中，人人都想要追寻革命性的发现，对吧？不然你就得不到经费。这并不能成为STAP事件的一个借口，但这是所有科学家都面对的一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