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去世之后捐赠器官这件事，尽管人们持有积极态度，也愿意这样做，但真正签署器官捐赠卡的人占少数。签署捐赠卡是器官捐献的重要准备工作。根据经典社会认知理论，意志，这个目标导向的行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预测因子是目的意图和计划。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目的的设定？是什么决定了行为中对目的的解读？
德国哈勒-维滕贝格大学Gundula Hübner等人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科研出版社2014年4月《Open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医学心理学）英文期刊上。学者为了解释签署器官捐赠卡的行为，大致勾勒了一个理论模型：健康行为过程方法（HAPA），并选择了一些实证证据。这个HAPA模型将健康行为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无意图的）中，为了参与到一个行为中，个人必须拥有强烈动机，并设定一个目标（例如，成为一个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签署一张捐赠卡）。
这个行为（意图）目标的形成，由结果的预期值（利弊，比如，“器官捐赠有助于拯救生命”和“捐赠者在紧急情况下，可能得不到所有医疗待遇”）、自我效能感（例如，“即使我的至亲反对，我也有能力签署器官捐赠卡”）和风险认知来决定。风险认知通常是指特定的健康行为（例如，“我有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健康风险，与其他的社会-认知变量相比，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这些变量促使一个人设定了一个目标（例如，签署捐赠卡），就进入了意图阶段（第二阶段）。当一个人实际执行了，就到达了第三阶段（行动阶段）。在这个阶段，自我效能感仍是必要的，因为个人需要感到这个行为可以执行。
这个实验的样本包含了550名参与者，他们来自德国中等规模的小镇，主要是从大学上课、闲暇时间的见面，如合唱团排练时召集起来的。面试官介绍了实验主题，要求每个参与者回答问卷。只有原则上不拒绝的人，器官捐赠才切实可行，因此有32人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剩下的518人中，所有的白人中，学生的比例相当高（75.8%），而且专业不同（例如，自然科学：24.4%，经济学：23.4%，社会科学22.5%）。其他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如学校老师或秘书人员，比例都没有超过4%。参与者中，女性（58.7%）稍微比男性（41.3%）多一点。年龄范围为18~49岁，平均年龄为22.53岁。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大部分（88.6%）都有高中毕业的水平。
在这个样本中，大多数人（60.2%，312人）从未签署过器官捐赠卡，也没有这样的目标，属于无意向者。大约有四分之一（24.9%，129人）的人签署了捐赠卡（行动者）。只有少数人（14.9%，77人）没有签署捐赠卡，但有捐赠这个想法，属于有意向者。
研究中，学者提出了六个假设，分别为：
假设一：根据HAPA理论，无意向者和后面两个阶段（有意向者和行动者）在目标设定上不同，而有意向者和行动者则没有不同；
假设二：根据HAPA理论，无意向和有意向阶段的结果期待值不同，有意向和行动阶段则不存在不同；
假设三：在无意向者中，消极的结果期待值最高，但只在无意向者和有意向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而不存在于有意向者和行动者之间；
假设四：自我效能感知在行动阶段最高，三个阶段存在明显不同；
假设五：与其他两个阶段的人相比，无意向者的结果期待值的消极、积极性与目标之间的关联性更高；
假设六：自我效能在各个阶段都与目标明显相关。
研究中分别测试了这六个假设。其中，研究人员采用方差分析测试了第一个假设，检验了各个阶段捐赠目标的平均值。结果事与愿违，有意向者和行动者之间平均值差距小但很重要。同样的方法也被用来检验第二、三、四个假设。配对比较之后，发现无意向者与有意向者相比，积极期待值低很多，有意向者和行动者没有明显不同。此外，无意向者比有意向者和行动者有更多的消极期待值，但无意向者和有意向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配对比较之后，还发现无意向者的自我效能感明显最低，然而，在同一假设中，有意向者和行动者并没有明显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有意向的人不采取行动，与自己定下来的目标有关系，这个目标可能会阻碍最终采取行动。两者都抱持了积极的心态，因此积极期待值差别不大，但有意向的人消极期待值也不低（与无意向者相比）。无意向的人显然觉得自己派不上太大用场，而有意向的人，还有采取了行动的人，对自我发挥的效用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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