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两个生殖细胞奇迹般地会合，形成了一个受精卵，预示着生命由此开始了。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黄荷凤看来，人类的生殖是一门医学艺术，她在探索生殖奥妙的过程守护着一个个新生命，也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命家庭。她被亲切地称作创造新生命的“科学家妈妈”；她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得到世界认可，增进了全球对生殖医学知识的了解，改善了中国人群的生殖健康。从医30余年，黄荷凤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她希望每一个幸福的家庭都诞下健康的宝宝，新生命的微笑，由她来守护。
初心：三十余年的坚守
1977年冬，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黄荷凤就是其中之一。1978年3月，黄荷凤从浙江省常山县来到了杭州，进入浙江医科大学，成为一名临床医学系学生。 “医学的奥秘让我为之着迷，进校后不久，我就深深爱上了临床医学这个专业。”黄荷凤谈到最初的选择，口气仍然异常笃定。
从入校到从业，已经即将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临床医学专业有句口头禅，“辛辛苦苦妇产科”，因此愿意选择妇产科作为自己专业的医学生，往往并不多。而黄荷凤之所以选择妇产科，与她年轻时期一段经历有着密切关系。黄荷凤在医科大学就读期间，曾在浙江的一家地区级医院见习，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疑难杂症患者。她曾遇到一位产妇因为胎盘早剥被送到医院，情况十分紧急，经过妇产科医生的抢救，大人的子宫保住了，小婴儿顺利出生。当听到这个刚和妈妈一起被医生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小家伙儿第一声响亮的啼哭时，黄荷凤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深深地触动了，“那一刻我真的是从内心深处感到，妇产科医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所以毕业后，我便义无反顾地选择妇产科作为终生职业”。
从见习期年轻的实习医生，到如今著名的生殖医学家，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黄荷凤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她长期工作在妇幼保健系统，守护着妇女和孩子的健康，她将无数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为无数家庭解决烦恼，也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使这个职业变得更加“神圣”。她实现了中国妇幼保健专科医院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士零的突破，也是继林巧稚之后，中国妇产科领域第二位妇产科院士。
造福：无数新生命的“科学家妈妈”
七月的一天，黄荷凤和平常一样忙碌。尽管日常行政和教学科研工作十分繁忙，她仍然风雨无阻地坚持每周出诊两次，帮助患者解决困难。这天，她的诊室里来了一位“特别的来访者”——一个21岁的年轻女孩。这个女孩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来向“黄妈妈”告别的。
女孩口中的“黄妈妈”正是黄荷凤。原来，她是1996年黄荷凤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试管婴儿”，当年的小婴儿如今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准备去英国留学了，出国前她一定要向黄荷凤道个别。
辅助生殖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俗称“试管婴儿”，它是分别将卵子和精子取出后，置于培养液内使其受精，再将胚胎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的过程。1978年，全球首位“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科学家将精子和卵子放在同一个培养基中，使它们自然结合，再把受精卵放回母亲的子宫内以孕育新的生命。1992年，比利时医生通过显微操作将精子注射到卵细胞胞浆内（卵浆内单精子注射），解决了常规受精失败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试管婴儿”技术。
尽管在国际上已经发展了十余年，但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来说，“试管婴儿”还是一个很新的词。1991年，34岁的黄荷凤从香港进修回来，着手组建生殖医学团队，加入了国内“试管婴儿”技术研究的行列。1995年，在黄荷凤团队的努力下，浙江省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当年的这名女婴和来到黄荷凤诊室向她道别的这名女孩一样，如今都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试管婴儿’不是解决不孕不育的唯一途径。因为不孕不育的原因很多，治疗方法也不同。只有通过其他治疗仍不能自然怀孕时，才考虑‘试管婴儿’。”黄荷凤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从医30余年，她创建生殖新技术和优化助孕治疗流程，带领团队使数万余家庭生育了健康孩子，为不育家庭带来了希望，成为使无数新生命诞生的“科学家妈妈”，黄荷凤等科学家的努力同时还推动了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化、规模化，中国的生殖医学从此跻身世界前列。
前瞻：一个担忧背后的心血和汗水
黄荷凤是国内最早开始关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子代安全性的专家和学者，为此她所带领的团队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对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代健康状态进行随访。她带着“助孕技术出生子代近远期健康”这个关键科学问题，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诱发配子/胚胎源性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在国际上创新性提出“配子/胚胎源性疾病”的理论假说。“‘配子’指的就是精子和卵子，这种理论在临床中已经证实了，这使慢性疾病的关注点前移到了配子和胚胎发生期，人类可以从源头上防控疾病。”黄荷凤的这些研究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她受邀撰写专著《配子/胚胎源性成人疾病》，系统地描述了配子和胚胎源性的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的发育源性，由世界著名的出版集团Springer公司出版。
在对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进行长期随访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慢性疾病来源于生殖细胞的表观遗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得了糖尿病，那么有可能他父亲的精子或母亲的卵子上就带有生成糖尿病的表观遗传信息，正是这种表观遗传信息使他得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她进一步开展精源性和卵源性疾病的代间及跨代遗传规律和机制研究，使配子/胚胎源性疾病研究成为重大慢病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她是一个著名的生殖医学临床专家，更是一个临床研究学家。
守护：一个细胞解决遗传罕见病
中国每年出生约1800万新生儿，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约占5.6%，这些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中，遗传性出生缺陷占30%，比例非常大。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新生儿遗传性出生缺陷是灾难性的。那么，辅助生殖技术安全吗？生育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经过人工干预，会不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变化，损害母亲和孩子的健康？这是黄荷凤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研究进行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在孕前就把‘娘胎里带来的疾病’治好，”黄荷凤表示，目前这种诊断只需“一个细胞”就可以完成，“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一般在体外培育三到五天的胚胎中进行。但这时胚胎细胞量有限，如果用于活检的细胞太多，就会影响胚胎的成活，所以我们只摘取一个细胞或少数几个细胞，通过改良的全基因组扩增技术,大大提高了检测的准确率。发现了某种遗传疾病，就剔除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选择健康的胚胎放入母亲的子宫中，生出来的宝宝以及后代子孙就都不会再生这种病了。”
转化：致力于提高中国人口质量
“家系收集-突变基因筛查-孕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宫内胎儿基因诊断-子代随访”，从孕前检测到新生儿出生、成长，黄荷凤为他们层层把关，建立了严密的遗传病防控技术体系，保证了下一代的安全。她主持创建了系统化遗传病防控技术体系和规模化临床平台，制定了染色体病和单基因病临床诊断规范，创建了国内首家卫生部准入开展全部辅助生殖技术的生殖中心，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辅助生殖技术工具书《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和中国第一部辅助生殖技术临床诊疗指南和技术规范，为中国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化和标准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黄荷凤带领团队一起完成15000多名胎儿遗传学诊断和1139个遗传病家系的胚胎遗传学诊断，避免了超过2000个遗传病儿出生，还将她的成果在全国14个省市33家单位推广。这些工作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知名专家的高度肯定，他们认为黄荷凤的研究增进了全球对生殖医学知识的了解，改善了中国人群的生殖健康。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型儿童肥胖干预项目‘预防儿童肥胖的社区-家庭-母婴综合干预队列研究’，在疾病的胚胎/胎儿起源学说基础上，将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临床干预性试验研究，在从社区-家庭-医院层面，开展覆盖妇女妊娠前期、妊娠期、儿童婴儿期、幼儿期的连续性肥胖干预措施，制定基于我国国情和妇幼保健特点的儿童超重/肥胖风险评估标准及临床干预手册，最终减轻我国慢性代谢性疾病人群的疾病负担。”黄荷凤表示，她和团队还将开展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人类胚胎发育中的细胞编程与配子/胚胎源性疾病的发生机制”研究以及规模化的染色体病和单基因遗传病的出生缺陷干预，继续为提高我国的人口质量提供支撑。
【人物简介】
黄荷凤，女，浙江临安人，1957年9月出生，生殖医学专家。1982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医学院胚胎源性疾病研究所所长，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教育部生殖遗传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主任。黄荷凤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学说，对精/卵源性疾病的代间及跨代遗传/表观遗传机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针对辅助生殖技术（ART）出生子代近远期健康的关键科学问题，通过ART出生队列和基础研究、优化助孕流程、创建生殖新技术，提高了试管婴儿安全性，并从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先后承担“863”、“973”、“十二五”科技支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以通讯/共同通讯作者在PNAS、Nat Med等杂志发表SCI论文120余篇。主编中国第一部ART工具书《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第一部《人类ART临床诊疗指南》。担任Endocrinology等6家SCI杂志编委，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Fellow Honoris Ca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