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上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承办的2016深圳国际BT领袖峰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正式开幕。与历届BT领袖峰会一样，本届峰会“行业大牛”云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罗伯特•德西蒙等4位国外院士、中科院的魏于全等7位院士在内的70余名嘉宾代表齐聚，共商产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BT产业之都”俨然成了深圳这座活力城市的一枚新名片。然而，“大牛”齐聚下的高峰论坛，谈论的却是相对“沉重”的话题：中国高科技生物产业发展仍存在诸多不足，距离产业大发展尚欠火候。
关键词一：中国之路
一年多前，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鲁白随队前往美国加州访问，Facebook公司CEO扎克伯格问他们的一句话让鲁白陷入思考。扎克伯格问：“中国30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一定有其自身规律和独特做法。你们能不能把这些先进经验总结出来，推广给全世界？也许美国也可以学习中国的发展道路。”
“到底中国有怎样的发展经验？”鲁白想了很多。在2016深圳国际BT领袖峰会上，鲁白作为该峰会“高端对话”环节主持人分享了他的思考：“最近我有幸经常来深圳，深圳的变化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认为深圳的发展就是靠创新，但这个创新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但是还有两方面，一是体制机制或者说模式的创新，再就是文化的创新。”鲁白说，他每次来深圳都感觉到“令人激动的振奋”——“这也许是深圳正在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这可能会引领中国发展甚至代表中国今后发展的东西。”
鲁白希望，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要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就如深圳也要走出一条独特的产业发展之路。他认为，中国这条路还需要更多锤炼。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确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可能归结于几个主要因素，第一是中国的市场比较大，第二是3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追赶，是学习或者拷贝其他发达国家的过程。”鲁白提出，今日之中国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实力相当强大的国家，我们应如何可持续发展？
一个共识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加大投入，以科技引领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生物科技产业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是，具体怎么来做？
鲁白认为，BT产业需要的生态链，那就是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市场应用，这三个环节要打通。
“生物高科技产业不是一个简单的、只讲求技术或者投资的产业，而是应该有一个生态系统，各个不同的层面形成良性循环。”鲁白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BT产业的良性发展。
对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德西蒙颇感认同。他分享说，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周围有很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创办的公司，这些科学家并不囿于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太基础”而不考虑其市场价值。他们懂得利用产业生态链上的其他资源共同开展基础性研究和成果转化。这也造成了科学家创业的另一“奇景”：他们创业从不担心资金，但对创业环境十分挑剔。因此，生态环境如何是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二：创业者和年轻人
说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鲁白列举了生物高科技产业发展一些可借鉴的因素。
“从美国的波士顿、圣地亚哥、旧金山等在该领域领先的地方，有几条经验可以借鉴。第一，这些地方有很棒的大学，有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顶尖的科学家。第二，这些地方有非常强的人才队伍，从研究生到院士、诺奖得主，各个梯次的人才都有。第三，有极为活跃的风险投资，这些资本能够容忍一些风险，鼓励创新、引导创业。第四，地方政府的介入和扶持，负责推出妥当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最后一条：混合人才机制。生物科技产业圈里只有科学家可不行，还要有计算学家、投资人、律师甚至财务管理者。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一批有胆量和远见的创业者，创业成功能够带动一批人一起去创业。”
罗伯特•德西蒙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仍然有很多功课待补，特别是需要不断地推动企业家精神。“科学家所研究的科学仅仅是一个起点，它最终需要和产业相结合。”
谈及“有胆量和远见的创业者”，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冯国平认为：“年轻人很重要。”
“在MIT我深切感觉到年轻人很重要。”冯国平说，MIT许多年轻人没毕业就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几年后都会把（创业盈利）钱捐赠给MIT做教学和科研，“年轻人是MIT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强动力”。
中国对年轻人有很多支持，但中国好像没有这么多敢想敢闯的年轻人。是我们的创新能力不够吗？冯国平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想办法保证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地创新和创业”，比如提高青年人才做科学研究的待遇，让他们感觉到做科研不但有意义，而且有前途——这是非常重要的。
冯国平还提出，应该在深圳推动个体创业。“这样就可以激发每个年轻人和科学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能动性，造成这种气势。”他认为，如果有几个公司做得好了，有了很广的基础，就有可能把这方面的生物转化和生物技术做得很好。
关键词三：协同转化与政府角色
MIT的研究所30年前还是一片空白，为什么30年后变成了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生物谷？冯国平认为，就是因为有MIT和哈佛把重心转向培育协同创新氛围进行生物技术创业的能力，30年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深圳要想做好生物产业转化，也应借鉴于此。
罗伯特•德西蒙以自己的经历为例，指出当前生物技术要很好地转化，需要各类专业人员相互协作，共同开展“基础性研究”。
“在麻省理工学院，各类工作人员都非常有兴趣将他们的工作有效地应用到实践中去，把他们的工作和整体的项目融合在一起。比如一些获得了诺贝尔相关奖项的人，他们愿意用他们新的知识来帮助新的公司进行癌症治疗方面的工作。”罗伯特•德西蒙说，参与研究人员彼此相互协作的形式也容易得到更多资金和政府的支持，这有效地推动了创业和创新。
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罗伯特•德西蒙在工作中经常遇到IT领域的技术人员，他深切地感受到，研究人员与IT人员“一起工作”能够互相发挥各自长处，共同为神经疾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转化医学到精准医学、脑科学研究，根本的手段就是‘临床+基础’。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是行驶在两个轨道上的火车，两者同向而行还可以相互交流，如果背道而驰，那么医学的发展就很难取得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神经性疾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赵继宗认为，从目前临床医生的角度来看，知识在爆炸，而临床医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临床医生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物理、化学、计算机技术，不结合不可能有进步。”
赵继宗以神经影像学为例，从伦琴发现X射线到如今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其中的进步都是物理学家、化学家们的贡献。“如果没有搞物理、搞计算机的人们去发明创造，就不会有今天的临床。”
怎么做好医学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赵继宗认为，深圳在这方面“主动出击”是个“很好的苗头”：“做基础的找项目、做临床的发现问题后也和做基础研究的院所结合，大家找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兴奋点，来解决两者之间的‘桥梁’问题，最后走到一起。”
国家或政府在BT产业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博尔诚集团CEO陈恂认为BT产业最重要的是市场。市场有多大，增长潜力就有多大。
“我非常希望中国政府在市场角度有更多的作为。首先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对市场的保护。其次是对市场的监管。市场监管是区别好的产品和不好的产品的关键因素。” 陈恂说。
“美国一个公司对消费者做基因测序，美国FDA也会找他们的‘麻烦’——这就是市场监管。我觉得这在中国可能不多见。”陈恂提出，当前，测序公司给消费者做基因测序、提供分析意见的准确性，消费者是没有判断力的。在消费者没有判断力的情况下，政府在市场中的缺位，很有可能会让这个产业“劣币驱逐良币”。所以，中国政府在人才引进等方面做得很到位，真正缺位的方面是市场的监管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