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即将在10月3日公布，而与精准用药相关的单克隆抗体免疫疗法被业内捧为了夺奖热门：去年，免疫疗法先驱JamesPAllison荣获了2015年拉斯克奖(AlbertLaskerAward)，获奖理由是“发现并发展了一种单克隆抗体疗法，促进免疫系统对抗癌症”。在业内，拉斯克奖成为了诺贝尔奖的预测“风向标”，迄今为止，共有超过300人获得了拉斯克奖，而其中有81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去年我国的诺奖得主屠呦呦就是其中一位。
那么，基于癌症免疫疗法开发的抗体药物究竟有多神奇，中国在这一世界顶尖的药物研发领域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最赚钱的药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现任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Collins)曾经在2005年时做出一个大胆的预言：2015年时，我们会发现整个药物研发领域开始有一个重大转变，到2020年我们将会基于人类对基因组的了解给病人用药，而我们今天药物研发以及使用药物过程中的这些知识，在2020年都统统会被扔到垃圾桶。
柯林斯的这一预言在今天正逐渐印证：去年，默沙东和百时美施贵宝(下称“BMS”)的两款基于基因研究下开发的单克隆抗体PD-1生物药正式上市，这两种药物在癌症治疗领域呈现出了颠覆性的效果，在上市的第一年，这两个单品种在一年的销售量都突破了10亿美元。
美国吉列德科学公司前任研发部门总监、现任精准医疗百家汇总裁葛东亮如此理解柯林斯的这个预言：“在2015年，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次顶层设计的临床试验，这个试验计划中，所有入选的病人首先要对肿瘤进行基因组程序进行检测，明确哪些基因位点有变化，或者哪些基因有高表达，并据此寻找针对性的靶向药物——按照这样的框架进行实验。这正是柯林斯2005年提到的触及药物研发和药物使用的真正转变。”
那么这种基于基因分析之上研发的生物药究竟有多神奇?
在去年，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抗体药物Humira一举拿下销售额排名第一的宝座，年销售额破140亿美元。
（来源：市场研究公司IMS）
以目前已经通过FDA上市批准的PD-1抗癌免疫治疗药物为例，临床试验表明他们在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间皮瘤(Mesothelioma)、三阴乳腺癌等病种上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治疗效果。对于达到治疗“基因条件”的病人，比如间皮瘤患者，平均疗程5个半月后，76%的病人可以见效，有28%病人的肿瘤缩小，48%病人肿瘤停止生长。要知道，作为最恶性的肿瘤之一，通常间皮瘤在化疗无效或复发后，几乎没有可用的治疗手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初，全球已有57个抗体药物上市。其中Humira、Remicade、Avastin、Rituxan2015年销售额70亿美元。
在去年，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抗体药物Humira一举拿下销售额排名第一的宝座，年销售额破140亿美元。
“从上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开始发展，到迎来靶点药物的黄金时期，癌症治疗因为药物治疗的精确性得到了改善，但科学家们发现，仍然有60%~70%的癌细胞对药物有抗性，这意味着一种药对患者的有效期可能只有几个月到数年，但生物药的出现，让癌症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百济神州生物药总监李康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2011年，美国FDA批准了第一个CTLA-4单抗药物，这意味着肿瘤治疗开始进入了转型期，这种免疫治疗的药物可以刺激免疫细胞‘干活’，从而杀死癌细胞，我相信10~15年后这种新型的生物药会成为治疗癌症的主流。”
充满挑战的研发
生物药并非对每一个病种的病人都会有效(通常有效率在20%~30%)，并且在“基因属性”的挑选上颇为严格，而且价格昂贵：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向《第一财经日报》提供的数据，目前FDA已经批准的两款单抗药物每年的病人花费达到了15万美元。
“生物药目前的缺陷在于患者‘有效应答’的比例不高，只有20%~30%，但一旦有效，治疗的效果就会很长久，而不是像过去的化药一样很快会产生抗性反应。”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王昕对记者表示。
但这百分之二三十的机遇还是让多数制药公司将生物药的研发列为了不可错过的下一个研究领域。包括恒瑞、百济神州、誉衡药业、君实都已经以“十年、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下了重注。
“中国每年有429万新增的癌症患者，每天新增癌症患者1.1万人，每年有289万人死于癌症，这个数据平均到每天是7917人。而在这其中有大约100万人适用于生物药的肿瘤免疫治疗。”GE医疗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事业部总经理李庆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作为未来全球制药领域重要的市场方向，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增长最快的药物中70%以上是生物药。在美国，生物制药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2%，而中国目前只有4%。显然，这是一个亟待加速的市场。”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国内的诸多企业正加速布局。今年2月，百济神州作为中国第一家尚处于研发阶段的生物制药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其首席财务官Howard向记者透露，之所以会获得华尔街青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只专注于癌症方向的靶向药物以及免疫治疗药物的新药研发，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他们将85%的运营成本投入在了研发阶段，这是传统化学药物研发成本的数倍，换来的是五年4个创新药物走进临床。
但对于身处制药行业的研发人员来说，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抗体生物药的研发并不过分。
“8月5日，BMS的一款PD-1抗体宣布临床试验失败，股价立刻大跌16%，它的竞争对手默克却上涨了10%，而6月份Tesaro的一个卵巢癌基因疗法药物临床试验成功，股价立刻暴涨了一倍多。”先声药业研发首席科学官兼研发总裁牟骅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之所以一款临床试验的药物可以让公司股价大涨大跌，就是因为生物药的研发挑战让众多抗体药物只要诞生就可以跻身“重磅药物”行列，这也意味着，生物药的研发本身就充满了巨大挑战。
“我们不仅要培养在癌症药物和新药研发方向的关键人才，这些人才还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的科研人数达到了100多人，而且你必须要掌握关键的技术——只靠一两个天才、十几个科研人员做癌症研发是远远不够的。”Howard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