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C大佬声音:创新让强者恒强 小公司如何不死?(杨青、蒋华良、杜莹……)

2015-04-15 06:00 · GaryGan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当下非常时髦的词语,作为一个企业的中高管,似乎不提“创新”这个名词都out了。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CHIC(中国医疗健康投资)峰会上,杨青、宋瑞霖、蒋华良、杜莹、张志民这些行业大佬以小组讨论的形式,畅谈了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中国与中国创新的意义。

在“牛市VS熊市”、“中国医疗市场VS美国医疗市场”的背景下,哪些领域在未来5-10年将成为壕们争夺的主战场?投资界大牛们的目光将投向哪里?未来的明星创客将会是谁?


4月初,来自全球顶级投行、公私募风险投资商、国内外医疗产业巨擘及政府服务部门极具有行业话语权的意见领袖们共聚在黄浦江边,参加由Consortium of China Healthcare举办,Lychee Group承办的中国医疗健康投资峰会(CHIC)。


杨青博士

由药明康德首席运营官、执行副总裁杨青博士主持,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再鼎医药首席执行官杜莹、强生创新商务合作全球副总裁张志民先生参加“创新中国”论坛将整个峰会推向了高潮。

从硅谷到东海岸,从美国到中国,从创业型生物科技公司到跨国药企……中国CRO的龙头企业药明康德的COO、百华协会创始人之一杨青博士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在生物医药领域从事新药研发,对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的认识可谓真知灼见。因此在讨论开始前,他就抛出了“在中国大环境下,究竟什么创新、如何创新”这一核心议题。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蒋华良所长

以创新药物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药物研究机构,作为药物所的大当家,蒋华良所长身上的任务在当下显得格外的艰巨。他表示,目前他们所也在紧随国家的步伐进行科学改革,特别是一些基础/原始科研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在让其科研成为国民经济产业化的一部分,即在大平台(区域经济)的背景下,药物研究所通过增强探索性研究的实力、抽掉部分冗繁的研发队伍以提高科研的效率的改革,使得新药研发数量增加。此外,药物所今年还加大了产品转让(技术转让)的力度,鼓励科研人员进行能够转化的创新研发。

例如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与苏州工业园区共同建立苏州成果转化中心,负责上海药物所及其参与合作的创新成果转化等。随着上海药物所的发展,通过苏州工业园区引荐,上海药物所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目前已经成功的由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药研发、绿色工艺研发、高端仿制药研发等)、苏州苏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first in class抗肿瘤药物研发,国际领先水平的全新靶点)、苏州苏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专注肿瘤耐药性研究,开发毒副作用小的抗肿瘤新药)、苏州苏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高端制剂CRO服务项目)、爱礼康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降血糖药物开发项目)、苏州海科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药物代谢研究CRO服务项目)及药物安全性评价CRO服务项目(筹建中)等。


再鼎医药、红杉资本投资人杜莹(左三)

作为第一批80年代出国归来的海归,身兼多个制药公司董事及投资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杜莹女士被行业内人士誉为引导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的时代弄潮儿。当谈到生物医药自主创新的路,究竟有多长?时,她表示创新的道路需要一直走下去,永远没有终点。

杜莹女士在2002年回国,那时的她在与礼来、强生、安进等合作遭遇打击之后,意识到当时中国的创新能力显然不足,以至于我们国人一直在如何从定价上区分创新药与仿制药都显得相当困难,更不谈是去考虑做best of class 还是做first of class这些问题。总而言之,从和黄到Zailab(再鼎医药),她最大的感受是创新需要“人才、激情 、国际化和资本”的完美结合,四者缺一不可。

回首过去10多年的经历,很多公司因为决策或者是管理上的失误,而沦为了铺路者,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进行创新。若是要成为整个行业的引导者,则是需要像牛顿先生说的那样,“得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进行创新,这样成功的概率会高很多。


强生创新商务合作全球副总裁 张志民

来自强生创新的张志民则从跨国公司角度谈论了跨国公司是如何进行创新的,它们的做法一般都是与学校、科研院所、小型公司、全球的创新性新药与成果转化。同时现在一些大公司也都会成立自己的公司,以投资人的身份帮助企业创新。作为投资人,他们看重创始人的经验(制药经验),他们更愿意投资一家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或者是帮助企业成为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宋瑞霖会长笑称,左边坐着中国医药行业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杜莹),右边坐着中国最大的研究所所长(蒋华良),其希望作为投资人与科研机构的媒介,由于中国吃药的人比欧洲吃饭的人多,毫无疑问让中国的企业来做中国人自己的新药研发意义重大,前景也巨大。在此他也希望,中国能从以仿制为主到仿创结合,最后实现以创新为主的目标,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地对首仿药给予支持,稳住市场、壮大市场、倘若中国市场可以将仿制药做到很好,也是很激动人心的。

在当下,有一些公司将其过去在二期(或者是三期)临床试验失败的药物收购,然后进行基因组学、biomarker的分析,这一做法到底是否有价值。杜莹女士首先肯定了企业对loser进行基因分型的价值,同时她也强调研发的过程中本身就需要进行biomarker,就目前而言,对2.3期已经失效的进行亚型研究,分群效果不明显。

另外,谈到创新这个问题,参与讨论的四位大佬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制药的产出,比例远低于,诺华、安进等跨国药企,因此对本土公司最大的难点,是首仿和抢仿的难点。目前在中国做创新药难度极大,做创新药没有仿制药赚钱;很多公司打着创新的旗号,事实上90%是靠着仿制药来赚钱的,这一现象较国际情况相比显得非常罕见的。不过退一步而讲,由于中国激烈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资金不充裕的小公司而言,生存下去比创新更重要。但是从长远来讲,他们均比较赞同小企业做一些“小而美”的产品,以迎来大企业和投资人的亲睐。

最后杨青博士总结道:21世纪是生物学世纪,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景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