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英国和日本科学家共同分享了201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79岁的约翰·戈登爵士，50岁的山中伸弥，相差40多年时间，他们的工作共同 “发现成熟细胞能够通过再编程而具有多能性”。
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他们精彩的成果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发育的传统观念，关于细胞命运调控和发育的教科书内容已经被重新改写。
逆转细胞发育的程序
《中国科学报》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了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周琪的电话，他已获知两位科学家获奖，并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价表示高度赞同。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江云认为，获奖的研究工作破除了以往认为胚胎发育及细胞分化不可逆的概念，完成了在体细胞中转入基因并将其转化为干细胞的重大突破，为实现干细胞治疗及体外器官培养铺平了道路。
“细胞命运是否可以改变，是一个很古老的命题。”周琪说。
早在戈登研究前很多年，科学家就已经证明了植物细胞的全能性；1938年，德国科学家Spemann提出了细胞核移植的概念和设想；后来，戈登分别发表于1962年和1966年的工作创造性地回答了Spemann的问题，证明细胞可以通过细胞核移植改变命运，生命可以重新启动；而哺乳动物体细胞核移植的首次成功，则是大家熟悉的1997年发表的克隆羊“多利”的工作。
相对于细胞核移植的烦琐和复杂，周琪认为，2006 年山中伸弥仅用4个基因就让细胞变成多能干细胞的工作，显得更为神奇。
随之，小鼠、人等不同物种iPS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的成功已经反复证明了细胞命运是可以通过基因调节转换的。
“今后，也许能实现人体的器官像汽车零件一样可以更换。”王江云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周琪也相信，细胞核移植和iPS两项成果的获奖，将会进一步推动该领域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产生。
不过，“干细胞离治疗还有距离。山中发明的方法虽有所突破，但迄今尚未证明是否最后能用于人体治疗。”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周琪也强调，将细胞核移植和iPS等技术应用于人类为时尚早。
“干细胞研究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很多。”王江云举例说，如诱导生成干细胞的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干细胞的质量控制需要有更好的标准等。
“这些问题需要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来解决。”周琪说。
中国迈开赶超步伐
2009年，周琪首次利用iPS细胞，通过四倍体囊胚注射得到存活并具有繁殖能力的小鼠，从而在世界上第一次证明了iPS细胞的全能性。
“中国不论在细胞核移植领域还是iPS领域均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作为国际干细胞组织（ISCF）中国代表，周琪肯定了中国科学家在iPS细胞领域的工作。
而王江云认为，我国干细胞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相对处于较高水平。他特别提到，在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支持下，干细胞研究呈现出良好势头。
2011年，中国在iPS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仅逊于美国和日本，居于世界第三位；但在干细胞领域发表论文的总数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论文数量可以反映我们的进步，但差距仍是巨大的。”周琪认为，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开展开拓性工作的信心不够。继续重视基础研究，强调原创性工作，仍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
三人未能同行
记者发现，这两位获奖者位列饶毅所写“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名单之中。
2002年，饶毅的名单中就有戈登和“多利羊之父”英国罗斯林研究所教授Ian Wilmut，2010年他又在这项工作中加入了山中伸弥的名字。
但最终获奖者却少了Wilmut。“非常遗憾，Wilmut并没能共享这一奖项。”周琪这样对记者说。
不过，饶毅对戈登本人的印象良好。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的指导老师，就是戈登的学生。
“他是典型的，但现在越来越少的绅士科学家。”饶毅说，他做科学做得很优雅。很长时间以来，戈登的工作都被发育生物学界所推崇。
在饶毅印象中，日本获得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寥寥无几，尽管日本曾在生命科学领域作出过多个重要发现。实际上，在获得诺奖的19位日本人中，除了山中伸弥，只有利根川进在25年前因“发现抗体多样性的遗传学原理”而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