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第一财经”。
“清华大学70%~80%的高考状元都去了经管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也告诉我，想去金融公司。大学根本的导向出了问题，我们不该用就业指标来考核大学。”清华大学副校长、知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时不时就会语出惊人，与之对应的，是他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敢想敢做的行事风格。
这位刚迈入知天命年纪的科学家，其求学和在国内外的科研任职路径，在海外归来的科学家群体中并不鲜见，但总有些选择和坚持，让他成为了特别的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关于人才培养、科研进步的思考。
反对“学以致用”
“历史上曾经有黄埔一期，今天我们有西湖一期！”这是西湖高研院院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9月初在西湖大学开学典礼上为19位博士生上的“开学第一课”，他说：“今天西湖大学虽然还没有一个成熟大学的舒适环境，但拥有创造奇迹和美好未来的所有可能。”
位于浙江杭州云栖小镇的西湖高研院，也是西湖大学的前身，由施一公、潘建伟等中国学术界顶尖人物发起。施一公的目标是，将这所民办的高等学院打造成为尖端研究产业转化的平台。未来15年内，建成能比肩世界一流的大学的水平。
施一公1967年出生于河南，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是世界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2007年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次年2月，施一公放弃了在普林斯顿的高薪荣誉和千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大学。2016年12月，由施一公等领衔发起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宣告成立。
早在今年4月22日，施一公受邀参加潘建伟院士发起的墨子沙龙科普讲座时，就针对西湖大学回答了第一财经记者的提问。他当时表示：“西湖高等研究院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第一届博士生将于今年入学。”
“我们的学生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施一公表示，“我们不喜欢个性化，这种情况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也受到禁锢。”在这样的背景下，施一公常常比较中美教育的优劣，他认为，公立大学保证公平，私立大学保证卓越，因此大学必须要做特殊化。
目前，西湖高研院设立了4个研究所，分别是理学研究所、前沿技术研究所、生物学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学校已经从1500多名申请者中选拔出21名杰出的科学家作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
时隔五个月，第一财经记者再次见到施一公。在9月16日召开的年度求是西湖学会上，施一公称，过去20多年自己一直都在从事科学研究，现在能够分出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在西湖大学上，因为觉得在中国办大学是非常有必要的，价值甚至会超越自己个人的学术价值。
现在施一公几乎每周都要出差杭州，关心西湖大学的运营和管理。上个月，他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西湖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的大学，不会以就业为导向，他推崇“学不以致用”。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社会激烈的讨论：到底应不应该鼓励大学生创业？
“清华大学70%至80%的高考状元都去了经管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也告诉我，想去金融公司。大学根本的导向出了问题，我们不该用就业指标来考核大学。”施一公对此表示。
他认为，中国在过分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对基础科研的重视却不够。“基础研究的能力太差，用什么来转化？当一个教授有了成果，那么再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的前景和转化的可能性，自然会有跨国公司蜂拥找上门来。”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施一公明确提出“反对科学家办企业”的观点，他表示尽管自己也创办过企业，但是绝不会担任任何管理职位。他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科研人员可以做公司，但是应该以另一种方式。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可以咨询、科学顾问的方式来参与其中，但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施一公曾经创立的公司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并且他现在也仍然是某家公司的创始人，不过他补充道，科研人员和大学教授拥有公司股份的占比不应超过5%。
反观美国一些知名院校，为了留住人才，学校会为创业的教授保留职位，但一般情况下最长不超过两年。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化学系教授、传奇创业者和投资人GregoryVerdine就是一个例子。他29岁当上哈佛教授，35岁成为终身教授，他同时还是10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其中一半已经上市，一家被收购，剩下的一些正在为跨国药企研制颠覆性的药物。
Verdine今年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哈佛有很严格的规章，教授不能把超过20%的精历投入到其他工作上。”他曾在创立生物科技公司WarpDriveBio期间，向哈佛申请两年公休，担任该公司的CEO和首席科学官。
“但是两年后，哈佛警告说如果不回校就要辞退了我。要么回学校，要么创业。”而这个时候，Verdine又在酝酿两个新的创业项目。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当时必须做出决定。但是要知道，没有人会拒绝哈佛终身教授的职位，这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但是我也非常想继续经营我的公司，研发新药。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后来经过多次协商，哈佛终于允许Verdine保留两家新公司CEO以及首席科学官的职位。这也是哈佛历史上首次同意教授经营自己的公司，任职CEO。现在Verdine每年在哈佛上课时间为一个学期，而且不再拥有实验室。“我现在的实验室就是我的两个公司，我实验室的博士后也都去了我的公司工作。”Verdin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中国近年来也开始鼓励高等研究院创立自己的公司。比如中科院计算所旗下的拥有顶尖人工智能芯片研发能力的寒武纪公司以及中科院旗下的拥有顶尖量子通信保密技术的科大国盾量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对此表示：“涉及到教授创办企业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客观上，学校不赞成老师们办企业，认为这样会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事实上真正的学术研究确实也离实际应用比较远。”
打开蛋白的结构之门
9月9日，施一公因其“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的结构，揭示活性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获得了由企业家和科学家联合发起创办的民间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奖金高达100万美元。
“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得到这个奖项时，我还是有点意外。”施一公表示，“我所从事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是最基础的生物研究，从原子、分子的结构来观测生物大分子的动态变化。”
近期施一公所从事的结构生物领域又因为诺贝尔化学奖的颁布而变得异常热闹。由三位生物物理学家所研制的冷冻电镜技术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而施一公的研究领域恰恰是这一突破性技术最大的受益者。
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使用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冷冻电镜系统，引进这样一套设备需要上千万美元。2013年初，冷冻电镜技术取得突破。用施一公的话来说：“以前的照相机技术不行，照片非常模糊，有层霜。2013年，这层霜去掉了。这时候，我们的研究开始突飞猛进。”
前两年，李克强总理到访清华时，曾就阿尔茨海默综合征问了施一公三个问题：“你们也在寻找靶点，和治疗癌症一样？”“何时开始筛查药物？”以及“冷冻电镜系统应用的效率怎么样？是24小时开放吗？”
阿尔茨海默综合征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最为典型的一种。施一公介绍称，目前全球有约4700万人饱受它的困扰。预计到2050年，每3秒钟就会诞生一个新的病例，届时全球会有超过1.3亿人口患上神经退行性疾病。
施一公的实验室正在从分子的水平认识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希望通过基础研究的突破为治疗该病症带来曙光。“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前年在原子分辨率上首次报道了与老年痴呆有直接关系的人源γ-分泌酶的原子分辨率结构。”施一公表示，人源γ-分泌酶被认为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必不可少的致病蛋白。
2015年8月，施一公研究团队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4埃的人体γ-分泌酶的三维电镜结构，并且基于结构分析研究了γ-分泌酶致病突变体的功能，为理解γ-分泌酶的工作机制以及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机理提供了重要基础。
3.4埃的分辨率是什么概念？他解释道：“就是几乎能看到原子。如果没有清华大学的冷冻电镜平台，是不可能完成这项成果的。早在2007年，冷冻电镜技术还远未成熟的时候，清华大学就选择重点发展冷冻电镜技术。”
作为全球顶尖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在学术界的地位受到世界的公认。他把复杂的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比作是修手表。“如果手表坏了，我们把表盖打开，就能看到里面的结构，知道哪儿出了问题。生命科学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细胞，把细胞打开，细胞的结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产生疾病，并找到治疗的方法。”施一公解释道，“我从事的工作，就是打开蛋白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之门。”
施一公的刻苦也是业界有名的。当时有记者参观了他的实验室，被布满试剂瓶和白大褂有如“白色森林”般的空间震撼到。当时为了写论文，施一公每天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对自己和学生都严格要求，时刻保持强烈的危机感，是施一公一直以来的科研态度。在纽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他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第二天9点又会准时回到实验室。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毗邻中央公园的他，整整两年都没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
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施一公，对生活充满激情。他喜欢和年轻人、和学生在一起聊天。施一公的直博四年级学生万蕊雪表示：“施老师常和我们聊他刚看过哪部电影，我们也经常能在实验室听到他的歌声。”
施一公喜欢运动，到现在还经常跑步，这从他修长的身材就能看出，学生们甚至用现在的流行词亲切地叫他“长腿欧巴”。他在最近一次的电视节目中自曝曾是田径队的国家二级运动员，当年还在清华大学10公里竞走比赛中创下了纪录。
他喜欢激励年轻人，不希望他们安于现状。施一公举例称，每次去美国大型的制药公司参观，看到接待自己的全是老外，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打工的，就会感到心里不平衡。他说道：“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去了国外深造，但是有多少脱颖而出的？他们的智力水平并不比白人差，问题出在了观念。中国人崇尚‘知足常乐’，这些学生非常满足于现状，导致他们不愿做出改变。”
他的一大梦想，就是想影响一批青年人，培养创新人才。“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希望能够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让他们为柴米油盐犯愁，这就是一场革命。如果每年清华的三千毕业生，他们不满足于小我，而是把社会放在心上，这会做出多大的贡献。”施一公表示。
他提倡年轻人特别不应该为金钱物质左右了自己的兴趣。他现身说法鼓励学生，自己的三次人生重大抉择中，最后都选择了放弃金钱和物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施一公刚刚毕业的时候，他想从政，因为当时刚刚经历了家庭的变故，父亲因车祸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去世了。施一公一度认为从政是最能够改变社会现状的选择。
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他并没有去从政，而是签了一份合同，准备去香港从商。但就在临行的前一晚，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去香港的工作机会，决定出国深造。
“一旦走进了实验室，你会发现在科学研究的殿堂里，一切都变得如此奇妙，难以想象。”施一公表示，“即使在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也曾考虑转行做金融，但是支撑自己在科研道路上走到最后的力量，来自于对于科研的信仰。”
“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施一公说，“我曾为了考验自己，故意去面试了一家跨国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职位。当时的收入就是六位数的。但是我知道自己不会去。”通过这次面试，施一公更加坚定信念，只要他坚持正确的方向，就不会轻易被周遭事物所打动，也不会因为金钱或利益而迁移。
施一公表示，很多人都把美国看作是梦想的乐土，但他并不这么认为。1995年博士毕业后施一公就一心想回国。“但毕竟我还是想让自己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可以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施一公回忆道，于是他又在美国读了博士后。
至今为止，施一公从事独立科学研究生涯历时长达22年。“这是最让我内心得到平静的职业。做学术让我得到宁静和满足。”施一公坦言，“我有时候会给故去的父亲写字，告诉他我在做什么，以及我所做的这些对人类科技的发展有什么用。”
经常有学生找施一公咨询自己毕业之后应该选择哪个学科更有前途。施一公表示：“我非常坚信一点，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只要把基础打牢固，把科学方法掌握，并学会适当的发散性思维，选择哪个学科并不重要。”
他推崇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要能够有跨学科的融会贯通能力。他在今年4月墨子沙龙的科普讲座上，并没有局限于传播自己的结构分子学领域，而是故意把话题打得很开，涉及宇宙天文的奥秘。施一公说：“大到宏观宇宙，小到微观生物，我想让大家知道世界很神秒，可能性很大，一定要去探究，多学知识，你会从中感受到愉悦。”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施一公自认为最优秀的品质。大到为国家做出杰出的科研贡献，小到为社会公德尽上一份微薄之力，他都愿意身体力行。
尚在中学时代时，政治老师曾对他说：“别忘了你是施一公，你要做大事，要为驻马店人争光。”这句话对他成长的影响巨大，“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大事，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做什么，要看是不是能给社会带来价值。”施一公说道，“如果你不把生命体验到极致，你不后悔才怪。”
如今，施一公已经成了“明星科学家”，他在任何场合出现，都有年轻的学生们请他签名，要求与他合影。施一公一般都不会拒绝，对此他表示：“作为科学家，应该低调、心无旁骛，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但是科学家更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去做科普，向社会传递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