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当抑郁第一次威胁到她的事业时，Rachel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启动一项新研究，这位心理学家每天要工作14-16个小时，同时还要监督12名研究助理。在空闲时间，她还要筹划自己的婚礼。
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她几乎没有合眼，仅靠甜食和能量棒维持生命。后来，在观看一场悲伤的戏剧演出后，她崩溃大哭，之后三天也止不住啜泣。“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墙流泪，”Rachel说；她要求在本文中使用化名。
早在读博前，Rachel抑郁的种子就已种下。“在你开始申请博士前就会受到各种消息的狂轰滥炸，比如博士很难申上，申上的人也有一半毕不了业，毕业了也很难拿到博士后，也不可能拿到经费，”她说。“与此同时，你身边却围绕着一群有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你已经有点完美主义或自我怀疑的倾向，这种氛围会愈加助长这种倾向。”
她休息了两周，期间接受了治疗，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物。之后，她回到了工作岗位。完成博士论文后，她获得了纽约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
“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会告诉你，‘不，我永远也完成不了，我要离开学术界，’”谈到休息治病的那段时间，她这样说道。当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父亲时，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父亲对她说，“欢迎来到学术界。”
我们的社会中，抑郁和焦虑普遍存在，科学家群体也不例外。科学家们一般面临巨大的压力：工作时间很长，需要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论文，也要获取经费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支持，而且还得屡败屡战。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抑郁症影响着全球约3.5亿人口，是全球致病致残的重要原因。
每年，美国都有将近7%，或者说1600万左右的成年人会经历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发作。要被确诊为抑郁症，在最少两周的时间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至少五种功能障碍，或导致严重悲伤情绪的特定症状，其中必须包括持续的情绪低落（可能表现为空虚感或绝望感）或者对几乎所有活动都丧失愉悦感或兴趣，但其它症状可能还包括反复想到死亡和体重明显下降。
一个人一生中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为17%。抑郁经常与影响正常生活的过度焦虑或担忧相伴。据世卫组织资料显示，美国约有18%的成年人（4000万人）受到焦虑的影响，25%以上的欧洲人都经历着某种形式的焦虑或抑郁。
有关焦虑和抑郁在科学家群体中流行程度的研究少之又少。不过，美国莱特州立大学精神科医生Jerald Kay表示，其风险可能与其他群体相差无几。Jerald Kay的病人主要是医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包括研究人员，他同时也是Mental Health Care in the College Community （《高校环境中的心理健康护理》）一书的合编者。
一些处境更有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尤为艰苦，因为学生突然要面临期望高和薪水低的双重局面，而且发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导师手里——而自己的导师甚至可能住在国外。
据2014年一项针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790名研究生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博士生符合抑郁标准，在生物和物理等学科中，这个比例至少有46%。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让研究者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挣扎，更不用说向上级开口了。尽管如此，专家表示寻求帮助，至少是专业人士的帮助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受到某个问题困扰的人，你就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错，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Joeri Tijdink说。
大部分欧美大学都提供保密的心理健康服务，但许多战胜抑郁的研究员都将上级和同事列为支持的主要来源。在重视名望但又充斥着批评的高压职业环境下，明白自己并不孤单能让你受益匪浅。
如何应对抑郁
许多科学家可能都有遇到饱受抑郁困扰的同事。专家建议，可以宽慰抑郁患者，告诉对方他/她并不孤单，寻求别人帮助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了解他们的状态，倾听他们想说的话，这能帮助对方感受到外界的关心，不再那么孤独无依。
不要说“走出来！”或者“振作起来！”这样的话，也不要向他们提供听起来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比如练瑜伽或者改变饮食。暗示对方简单几招就能解决抑郁问题可能会让对方感到被侮辱。这类说词也会让患者感觉自己是个无法独立康复的失败者。也不要询问他们感觉好点了没有，因为痊愈是一个漫长而且不一定有终点的过程。
对那些仍然在独自挣扎的人，或者希望传播相关资源信息的人来说，以下是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内容：
美国焦虑和抑郁协会：go.nature.com/2fibvlr
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go.nature.com/2f0vxcw
心灵网：go.nature.com/2eg6ffs
欧洲心理健康：go.nature.com/2fijxxv
世界卫生组织论抑郁：go.nature.com/2f0ntsq
世界卫生组织论心理健康：go.nature.com/2f7fmb2
英国学生心理健康友人指南：go.nature.com/2euxzzd
施以援手
Shweta Ramdas曾默默与抑郁抗争多年。她来自印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来到密歇根大学攻读生物信息学博士。渐渐地，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密歇根的冬天。
有些时候，她只能盯着电脑发呆，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原本只需一天的工作。她没有食欲，也厌倦了这种不快乐的感觉。她考虑过中途退学。
最终，Ramdas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部门主任，主任说其他人也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不久，同事们开始告诉她自己的故事。“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她说。“而且外人完全看不出他们在遭受抑郁的困扰。”
Ramdas在印度和家人一起待了八个月，期间接受了心理治疗。密歇根的教授让她慢慢来，想待多久待多久。她在今年秋天回到学校，并决定要有节制地工作。
现在，她正在和上级商量为其他受到抑郁症影响的人提供帮助。“我觉得在更加开诚布公地探讨抑郁问题方面，研究生院还有进步的空间，”Ramdas说。“如果我早点知道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许能处理得更好。”
2012年初，Elizabeth Droge-Young经历了第一次抑郁发作，当时她正在纽约雪城大学读博，研究的是各种乱交甲虫的交配系统。起初，她会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看电影，边听悲伤的音乐边怀疑生命的意义。
渐渐地，她没法去实验室或洗澡了。2014年，她在一家离实验室很近的医院待了十天。“当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时，科研是我最后的牵挂，”Droge-Young说。“它支撑着我走过了很长时间，直到抑郁症变得太过严重。”Droge-Young在今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位科学作家。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演化生物学家Matthew Wilkins表示，从本科生向研究生阶段的过渡可能并不轻松。2008年，当他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读博时，必须要自我推进的现实和科研生活的残酷让Wilkins无所适从。在科研领域，成功总是伴随着各种被拒——申请经费被拒、发表论文被拒、找工作被拒。
无止境地追求外界的肯定可能增加焦虑，Wilkins补充道。他曾在一次事关重大的考试中铩羽而归，但在一周后又获得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奖学金。“在学术界，成功是没有保障的，”他说。“你知道成功不易，却不会注意到追求成功带来的心理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Tijdink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为“论文发表压力带来的心理影响”受到了他与治疗过科学家的心理医生的谈话的影响。“他们的压力很大，”心理医生告诉他。“这些人筋疲力尽，怀疑别人盗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觉得同事要抢自己的职位。”
他希望自己能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发表的一项针对400多位荷兰医学研究者的调查中，Tijdink指出，将近25%的人达到倦怠（一种情绪衰竭状态）的标准。
一些科学家在迈入不同寻常的科研轨道时也会面临挣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Paul Andrews表示，在他还是博士后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前途一片光明，因为他在优秀期刊上发表了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但是，他却找不到一份能让自己专注研究抑郁的生物学基础的职位。受挫的他失去了吃饭、睡觉和锻炼的动力。此外，他还一直纠结于应该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一篇大作，还是出些小论文以量取胜。
Andrews采取了风险更高的第一种方法，最终于2009年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论文。2010年初，《纽约时报杂志》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其成果的专题文章。尽管如此，他也没收到多少面试邀请，虽然投出了大量简历。“我当时觉得，‘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工作？’”Andrews说，那时的他感到绝望、沮丧而又焦虑。
现在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时，Andrews的抑郁症状仍会反复。他的研究挑战了将抑郁症视为心理障碍和血清素在抑郁症中作用的主流观点，并对抗抑郁药的价值提出质疑。他发现自己的成果很难获得发表。
麻烦的研究主题
Alejandro Frid表示，有时候研究主题本身也会带来消沉的念头。他从1990年开始研究智利濒危的马驼鹿，随后研究了海洋渔业对阿拉斯加和英属哥伦比亚地区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互动的影响。
他的研究越是显示出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他就越感到愤怒和虚无。“这里的虚无主义指的是关心未来毫无意义，因为根本就没有未来，”Frid说。现在，他是加拿大中海岸原生资源联盟的科学协调员，并出版了A World For My Daughter: An Ecologist's Search for Optimism（《给我女儿留下的世界：一位生态学家对乐观的追寻》）一书。“一切都完了。人类破坏性巨大却不自知。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的未来。”
抑郁已成为了环境保护人士圈中常见的话题。Frid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态可塑性和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而获得了一线希望。他也在努力改变影响环境的政策和人类行为——这些做法帮助他重新找到了事业的方向，并改善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科学家或许对承认自己存在抑郁症或焦虑症状慎之又慎，但向同事吐露过心声的研究者表示，他们获得的支持往往令自己感到惊讶。
和Ramdas一样，Droge-Young发现，当她克服恐惧向实验室同事倾诉自己的心理疾病时，其他人也说出了类似的故事。其中一个人曾和她在同一家医院住过。她举办了两场艺术展，介绍自己的抑郁和自残经历，别的教职员参加了为此筹资的Kickstarter项目。她的导师和导师的家人都出席了。“人们都很有爱心，”她说，“如果你向他们坦白自己的脆弱一面的话。”
Kay表示，并不是每个人都习惯与上级交谈，但都应该尽早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如果感觉自己在挣扎，那就应该寻求帮助，”他说。Droge-Young建议，如果一位心理医生不行，就再找另一位。
留出追求业余爱好的时间也有助于缓解工作相关的焦虑。对于Droge-Young而言，她的爱好是出门散步，或者举办看奥斯卡获奖电影的派对，Wilkins则喜欢攀岩、打橄榄球和跑步。他还建议研究者参加一些与工作无关的短期项目。今年，他开始和一位朋友一起参加电影制作竞赛——而且还获奖了。
Andrews表示，承认在遇到难题时感觉沮丧是正常、甚至有益的，这或许也有助于科学家应对抑郁。他不认为自己的抑郁症发作是大脑功能异常的表现，而将其视为对重要问题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有助于他集中精力。Andrews认为，在受到社交问题或工作压力的刺激后，身体就会重新分配给予大脑的能量。下丘脑会发挥作用，抑制性欲和其它生理冲动，并诱导人专注于负面思想。
这种反复思考虽然通常被视为坏事，但事实上有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它帮助大脑将问题分解为较小的部分。Andrews认为，这就像是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