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战争中催生的新药,以及一名拯救了数百万生命的科学家

2016-11-19 06:00 · 李华芸

二战期间,一款药物也同样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由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教授在实验室中偶然发现的青霉素在二战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将大量伤员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将青霉素推往应用的英雄其实另有其人,也不清楚这一过程背后有着多少艰辛。


▲谈到青霉素,亚历山大•弗莱明教授往往是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人名(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一周前,国内的“双十一”再次见证了一场购物狂欢。而在大洋彼岸,美国人民的“双十一”则肃穆了许多。每年的11月11日是美国退伍军人节,人们借此假日,向退伍老兵表示由衷敬意——70多年前,正是因为他们赌上的青春,二战才得以提前结束,数百万条生命才免于被战火吞噬。

二战期间,一款药物也同样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由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教授在实验室中偶然发现的青霉素在二战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将大量伤员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将青霉素推往应用的英雄其实另有其人,也不清楚这一过程背后有着多少艰辛。

一个大胆的设想

我们都听说过青霉素问世的传奇故事——1928年的一天,弗莱明在度假归来后,发现一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培养皿中有青霉菌的污染。在这块遍布细菌的培养皿上,唯独青霉菌附近是一片净土。他立刻意识到,青霉菌分泌的一种物质(后被命名为青霉素)也许有着强大的抗菌效果。这个发现也于1929年发表。

然而随着磺胺类药物的兴起,没有多少人对它感兴趣。

当时,牛津大学的病理学系主任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教授正在寻找一种天然的抗生素,而青霉素深深吸引了它。在读到弗莱明的论文后,弗洛里与另一名科学家恩斯特•柴恩(Ernst Chain)教授决定与他进行合作,一道对青霉素进行研究、提取和纯化。


▲霍华德•弗洛里教授(左)和恩斯特•柴恩教授(右)(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弗洛里心中,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也许能把青霉素注射到人体内,抗击致病菌的感染。在人类对微生物学所知有限的当时,这个设想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很快就确认了青霉素的化学特性,并开始了纯化的过程。当时,要提取动物试验所需的青霉素,他们每周都要培养500升的霉菌。为了保证来源,弗洛里等人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容器——浴盆、便盆、牛奶罐、食品罐……为此,他们还雇佣了一批“青霉素女孩”,每天负责青霉菌的培养与发酵。

尽管1939年爆发的二战给科研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弗洛里的团队还是凑齐了足够量的青霉素,以进行动物试验。他们为4只感染了致命性链球菌的小鼠注射了青霉素,而另外4只被感染的小鼠则不采取任何措施。试验的结果让他们兴奋无比——未经治疗的小鼠很快就死去了,而注射了青霉素的小鼠都存活了下来。这证实青霉素能够抗击细菌感染!


▲青霉素结构(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试验的成功给了弗洛里很大的鼓舞,也让他决定再进一步,开展人体试验。1941年2月,一名43岁的警察成了弗洛里的第一个试验对象。他在修剪玫瑰时,不小心划伤了他的嘴,而这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感染,让他的眼睛、脸和肺部都出现了大量脓肿,生命危在旦夕。

在使用了弗洛里实验室提取的青霉素后,这名警察原本已扩散到肺部的感染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限于青霉素提取的效率,很快弗洛里实验室的青霉素就见了底。由于药物不足,这名警察在几天后,还是不幸去世了。

这次试验的结果让弗洛里心碎,也让他意识到大批量生产青霉素的重要性。

“感谢青霉素,让他可以安然回家!”

除了未能挽救这名警察的生命,弗洛里等人心中还有另一个遗憾——随着二战的战况愈演愈烈,欧洲大陆出现了大批伤员,而他们死于感染的比例高得惊人,甚至直逼战争本身带来的影响。很多医生和病理学家都希望找到一款抗生素来改变这种局面,但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为了证实青霉素就是大家所需要的这种抗生素,弗洛里清楚地认识到,战火之中的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最好的科研场所了。在1941年,他与一些同事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并试图说服美国的药厂大规模生产青霉素。

幸运的是,这项计划得到了美国农业部北方地区研究实验室(Northern Reg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NRRL)的大力支持。这一机构专精于发酵,为青霉素的量产带来了巨大帮助。NRRL发现了诸多提高产量的方法:比如用乳糖代替蔗糖、往培养基中加入玉米浆,或是加入青霉素的前体。

而青霉素的最终量产,还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当时,在固体表面培养青霉菌的技术是主流,但这一技术会限制产量;NRRL很快就发明了在培养液中繁殖青霉菌的方法。然而,弗洛里带来的青霉素菌株本身却不适合在液体中培养。因此,找到一种能够在培养液中茁壮生长的青霉素新菌株,就成了重中之重。


▲青霉菌(图片来源:Drthrasher.org)

有趣的是,这一菌株并非来自实验室,而是来自大自然。在当地的一处水果市场上,研究人员找到了一颗发霉的蜜瓜,它表面生长的青霉菌有着茁壮的生命力。在经过多次X光诱变后,青霉素的产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这解决了青霉素量产的技术瓶颈,也让更多制药公司加入到生产青霉素的大军中来。1943年上半年,全美所有药厂生产的青霉素只够用于180位患严重感染的伤员;1943年下半年,产量翻了50倍。到1944年六月诺曼底战役之前,青霉素的月产量已经达到1943年全年产量的5倍。

随着青霉素在战争中的投入使用,数百万名伤员逃离了感染致死的厄运。战后的统计发现,二战中,美国因为感染和疾病死亡的士兵数是战死士兵数量的40%,而这数字在一战中是120%,在南北战争中是160%。感染死亡人数的锐减,与青霉素脱不了干系。


后记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三人由于在研发青霉素上的贡献,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随着提纯与生产能力的不断改进,青霉素的生产成本也越来越低。1949年,10万单位的青霉素价格不足10美分,是6年前的0.5%。这一在战争中被催生的新药,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帮助人类一次次赢得了与死神的赛跑。

参考资料:

[1] FDA: The race to bring penicillin to the troops in WWII

[2]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penicillin

[3]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Thanks to penicillin…he will come home!” The challenge of mass production

[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merican war and military operataions casualties: lists and stat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