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个头不高、身体很壮的张宏，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从黄山脚下的乡村到省城合肥，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到北生所，张宏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得自信而坚决，已成为细胞自噬领域的国际知名科学家。前不久，他与我国的六位同仁一起，荣获“霍华德—休斯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
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生物化学系，2001年获得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分子遗传学博士，2001至2004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马萨诸塞总医院癌症中心任研究员，2004年回国到北生所建立独立实验室。主要研究领域为多细胞生物中自噬作用的机理和调控机制，在《细胞》等国际权威杂志刊发高水平论文10余篇。
“我希望自己能够死在实验室，而且我肯定会的——这是我最美好的结局。”
张宏笑着说。采访中这话他说了至少三次，每次都说得非常自然、坦然。
个头不高、身体很壮的张宏，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的高级研究员。从黄山脚下的乡村到省城合肥，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到北生所，张宏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得自信而坚决，已成为细胞自噬领域的国际知名科学家。前不久，他与我国的六位同仁一起，荣获“霍华德—休斯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
收到来自美国的获奖通知后，张宏没有告诉任何人，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似的。
“我搞科研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荣誉、奖励啊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张宏最看重的是，自己在科学上做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如果几十年之后还有很多人在谈论你做过的东西，还在沿着你开创的方向继续往前做，这就足够了。”
“回国可能是我这一生最简单的决定”
2004年，作为我国探索现代科学研究所运行机制的试验田，北生所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办公楼刚刚竣工，所长王晓东正忙着从海外招兵买马。
“就是这里了！”这年7月4日，张宏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站在北生所空空荡荡的大楼里，他不但没有感到失落，反而有几分窃喜。
1994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的张宏，与女友一起赴美国留学。2001年从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毕业后，他到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在著名肿瘤学家Daniel Haber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工作。张宏做得非常出色，获得Burroughs Wellcome 基金会生物医学事业奖，该奖项是专门颁发给优秀博士后的，每年只有20人获奖，每人奖励60万美元科研经费。
2003年底，张宏听朋友说中国正在筹建北生所，就把简历投了过去。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大雪天，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机场参加由王晓东主持的面试。“跟我一起面试的有十几个人，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
当时张宏科研进行得非常顺利，在美国找份满意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太太也已经上班，工作很稳定，工资也不低。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回国，下决心一定很难吧？”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得最简单的一个决定，比选择上哪个大学呀来得更容易。当时我继续留在美国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我能想象得出今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从副教授干到教授，然后退休，一辈子就这样了。而生活稳定不是我追求的，只要家庭稳定就可以了。”他哈哈一笑。
“我需要的就是这种刺激、这种追逐。你要说爱国什么的，这种心理也很强烈，但最主要的是我的性格。”他告诉记者，在“很稳定的生活”和“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之间，“我肯定会选择后一种：这多富有挑战啊！”
“那您太太愿意吗？”
“我和太太出国前有一个‘交易’。”张宏得意地说，“我们申请学校时，她申请的是爱因斯坦医学院，录取了；我当时被几所学校录取，我就跟她说：我选择一所离你最近的学校，但这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我跟着你走，今后所有的决定必须我来做。她说：行。所以在回国的事情上，她没有太多的犹豫。”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到北生所后，张宏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订制所需的各种仪器、材料。结果，喜欢挑战的他很快遭遇挑战。
“你肯定搞错了，中国从来没有人订过这个东西。”他向德国的一家仪器设备公司订一套线虫显微注射仪器，结果对方自作主张，给他换了一套做细胞的显微仪器。
他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做实验用的塑料培养皿。“我每天需要使用1000到2000个培养皿，当时市场上的价格是一个6角多，根本负担不起。我就在全国的企业找，终于和江苏海门的一个乡镇企业谈妥了，他花1万元钱给我造了一个模具，专门给我的实验室做培养皿，每个3角2，一直做到现在。”
类似的遭遇并不奇怪，因为张宏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秀丽线虫为模型，做细胞自噬的机理和调控机制的。
作为细胞内主要的代谢方式，细胞自噬是通过形成一种叫做自噬小体的双膜结构，来包裹细胞质和一些受损的细胞器，并把它们运送到溶酶体中降解。“打个比方说，细胞自噬就是通过自噬小体这个清洁工，把细胞内的垃圾清除掉。”张宏说，细胞内的“垃圾”如果不能及时被清除，积累多了，细胞就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引发一些疾病，特别是老年痴呆、帕金森、亨廷顿舞蹈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以及心肌梗塞、肿瘤等。“细胞自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如果我们能把其中的重要机理和调控机制搞清楚，就可能推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相关药物的研发。”
“科学家们对细胞自噬的最初了解，都是源于单细胞的酵母；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真正从多细胞生物——线虫研究细胞自噬基因的。”张宏说，截至目前，他们已在《细胞》、《发育细胞》等权威杂志发表10多篇高水平论文，取得一些重要突破：线虫发展成研究自噬的多细胞生物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发现了一批参与自噬作用的重要基因，从而为更好的理解细胞内蛋白降解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从事这些前沿性的原创研究，困难自然可想而知。“我绝不会因为一个事情难而放弃。”张宏讲了个故事：他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个基因没有克隆出来，就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利用晚上和周末，到隔壁一个线虫实验室继续克隆那个基因。当时还没有高通量基因测序等技术手段，克隆一个基因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但他硬是坚持了一年多，把这个基因搞出来了。“我克隆这个基因并不是为了博士毕业或者发文章，纯粹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条：只要你觉得某个东西重要，不管有多困难，也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在张宏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失败”这个词。“我跟学生说：实验没有成功、失败之分，只有正结果、负结果，正结果、负结果都是结果。寻找真相就是从不同的路去探索，负结果就证明这条路不通呗。”
张宏的另一则科学信条，就是：绝对不做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我比别人聪明，也不认为比别人运气好，自己也不是工作最苦的，所以别人做的东西我不会做得更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这当然需要自信。”他以自己为例：我本科是安徽大学毕业的，但自己从不因此而抬不起头。“如果你老想着这个事情，以为自己就能干安徽大学毕业生干的事，那你说你还能干啥？”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非名校毕业也有它的好处：如果你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你可能为清华、北大感到骄傲；但如果你是安徽大学毕业的，你的母校可能就会以你为骄傲。
“我觉得生活里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了”
张宏的电脑桌面，是他陪女儿在海边散步的照片；背后的柜子上，挂着儿子画的花草。
说到孩子、家庭，他给记者讲了一个笑话：一天晚上陪家人吃饭，他喝了点酒，对儿子说：你爸是个科学家，也算是个人才。听到这里，儿子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含在嘴里的比萨掉了出来，满脸怀疑地问我：你也是个人才？太太接话说：“你不就是个开车的吗？”
“我能为家庭做的，就是当司机了。”张宏说，他每天早晨6时半起床，把孩子送到学校；一周七天只在周六、周日晚上陪家人吃两顿饭，其余都在单位吃。他每年强迫自己休一次假，带家人出去玩一趟。“当然我的功能也极其有限，就是给他们开车。”
“我来北生所差不多8年了，除了出差和休假，不来实验室的日子不会超过5天。”他说，“我在家里当然也能工作，但就会感觉无所适从，浑身不自在。我太太看见我这样，就会说：‘你走吧走吧！’”
“在实验室里我就感觉很舒服，读文献、写文章、跟学生谈话……做什么都可以。”他笑着说，“做科研对我真的是一种乐趣。我不能想象，除了科研我还能做什么？”
除了每天下午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张宏没有别的爱好。“如果有时候觉得很累，我就泡杯茶，读上两篇好文章。看着那个实验设计得那么精妙，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美好！我觉得生活里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了！”
“你一定要学会放弃”
谈到自己回国后这几年的变化，张宏说，中国的科学的确是在进步，但进步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做科研的人功利心太强，只把科研当成敲门砖，一旦达到某种目的，就失去对科研的兴趣了。”他遗憾地说，“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回来以后迷失了方向，追逐了很多不该追逐的东西。”
“我们现在面临的诱惑的确很多，但你一定要学会放弃。”张宏说，我经常问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当你知道某个东西对你不重要，你就要学会放弃，因为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得到。“人生虽然很短，但只要你沉下心来，还是能做几件事情，关键是要学会放弃，在自己喜欢做、擅长做的事情上做到最狠、最大。”
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张宏笑得爽朗：“我没有具体的目标，也从来不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我永远不会对自己满意，只要觉得前面还有未知的东西，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会死在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