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自己生活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附近的童年时代，Justin Trotter说：“我是黄金男孩。”长相英俊、口才好的Trotter自14岁起就在大学实验室里工作。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秘密。现为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后的Trotter坦言，早在11~12岁时，他就开始感到自己会被男孩吸引，但他经常被教育这种感觉是可耻的。因此，他提到，在青少年时期和20岁初期，他一直在努力隐藏自己的性别。
“我害怕处理它。”Trotter说。在大学时代，他遭受了精疲力竭、沮丧和恐慌的攻击。“我的逃避是在实验室里工作。这是我的避难所。”他说。但压力仍对他造成了伤害。“我感到记忆力变差，也没有应当的那样敏锐。”
不过，过去两年在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学习中，Trotter将自己是同性恋的秘密告诉了几个密友。结果他发现抑郁消失了，精力有了改善，工作也变得更专注。“当时我感到，我只要做自己，一个完整的人。那绝对有利于科学。”Trotter说。
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人们会听到类似消息。那些同性恋、两性恋和变性者（LGBT）长期以来面临歧视甚至更糟的境况：在一些国家他们甚至被认为是违法者。不过，世俗的态度在改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去年发布的调查结果，公开的男同性恋者在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等地区都有较高的公众接受度。而变化最大的当属美国，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研究事业的国家。这里，公众对LGBT态度的改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这是LGBT历史上的重要时刻。”Trotter说。
公布真相
在这个全新开放的环境中，LGBT科学家发现，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更容易了，或至少可能考虑这样做。“我经常收到来自年轻科学家的邮件，‘我能跟你会面吗’。”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Ben Barres说。1997年，Barres从女性变为男性，也成为科学领域LGBT问题的杰出发言人。
但就像少数族裔或是女性面临的问题一样，前面的路还很长。许多LGBT科学家仍害怕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论文发表、职业发展和晋升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同行评审，而人们的态度则会多少受到有意无意的偏见影响。而且，许多学生可能干脆离开科研。
Trotter表示：“我担心科学界可能因此丧失一大批人才。”而他说，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科学界能够认真倾听LGBT成员的声音，并展开真诚的对话。
范德堡大学神经学研究生Kale Edmiston提到，实验室正是极佳的交流场所。2010年，他告诉研究小组成员自己将服用激素，他的外貌将会改变。同伴们回应以赞同、兴趣和好奇。
不过，科研中的道德观念也有可能起反作用，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水文学家Vivian Underhill指出：“作为科学家我们都认为自己比较客观。”个人和社会问题应该与科研工作分开，“大多数时候这是件好事”，但更多时候人们以为他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能消除偏见，“而这恰恰会让恐惧蔓延”。
此外，这也让人们难以理解异性恋社会中LGBT人群的孤独感。要点基金会（LGBT奖学金提供者）运营总监Darrin Wilstead表示，与女性或少数族裔不同，LGBT人群并不会自动被划分到一个团体中。他提到：“他们的家庭中没有人分享同样的特征。”还有可能对他们感到不接受或不理解。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增长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而LGBT个体通常要独自开始这个历程。
各方烦恼
许多人缺乏有关性取向的基本知识。LGBT个体通常会发现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和20岁头几年难以处理相关问题。一些人会选择废寝忘食投身工作来逃避。“大学是转移注意力的好地方。” Underhill说，“我甚至不允许自己搜索在线资料，即便这会有帮助。”
另一方面，Trotter描述的情绪混乱非常普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同性恋和双性恋的青少年通常更易被欺负或滥用药物，并且自杀率比异性恋的同龄人高2倍。由于缺乏数据，人们无法知道多少有前途的学生因为压力而放弃攻读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不过坊间证据表明，这些情况确实存在。
LGBT个体还要为到底要不要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纠结。不公开就要一直忍受着情绪煎熬，但公开也可能带来糟糕后果。例如，路易斯安那纪念大学本科生Eli Capello在16岁公布了跨性别身份之后，与家人的关系逐渐恶化，他不得不离家到一个寄宿学校上学，由外婆支付学费。斯坦福大学神经学家Jun Ding也表示，每当他试图向父母解释他和丈夫一起生活时，他们还是表示无法理解。
另外，Wilstead还提到，即使不担心家人的反对，公开性取向的决定也不见得容易。耶鲁大学化学家Eric Patridge提到，科研人员的事业基于最广泛意义的同行评议。在基金、合作、论文、雇佣、晋升等几乎所有问题上，同行的意见都非常重要。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LGBT科学家不得不考虑公开性取向是否会引起同行无意识的偏见，毁了自己的前途。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几年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偏见对其他少数群体已经造成了问题，没有理由认为LGBT科学家会免受影响。
Trotter说，这些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当他公开性取向之后，同一研究小组中更保守和宗教观念较强的学生在他周围明显表现得沉默寡言。他表示在斯坦福大学没有压力，但是博士后工作结束后，他可能就要回到佛罗里达州或是其他接受度较低的地区申请终身职位，“而在那些地方，获得终身职位或是运行一个成功的研究项目可能会很成问题”。
艰难对话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公布性取向就更让人畏惧了，特别是在开始接受性别再造治疗的时候。不仅要承受心理压力和担心职业问题，还要处理荷尔蒙干预治疗产生的生理反应。目前就职于医学信息技术公司的Kate Forbes提到，在获得生态学博士学位后她选择了变性，相关治疗让她晚上痛苦地蜷缩在床垫上。
然后，就是那些尴尬对话了。哈佛大学神经学博士后Lucas Cheadle说：“每当开始一门新课程时，我都要和任课教授私下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对我使用男性代词。”让情况更困难的是，他是在一所女子大学就读时进行变性的，他说：“因为情况太难解释，我错过了许多接受教授指导的机会。”
即使普通的文书工作也能成为一个大包袱。刚完成变性的人由于改了名字，因此要花大量时间让心存疑虑的官员相信他们是自己的大学记录、出版物、出生证明、驾驶证、信用卡等的合法所有人。不过，英国比较特别，《2004年性别承认法案》指出，每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他们可以按照这个性别重新开据一张出生证明并拥有所有合法权力。
此外，LGBT群体也更加团结。之前，该团体规定，只要不是异性恋就属于LGBT。但群体内部白人男同性恋者为主导，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都觉得被边缘化了，而直到过去5年，跨性别者才渐渐被注意。
不过，Wilstead表示，年轻一代更关心融入问题。开放和团结让年轻科学家更容易找到导师和榜样。但LGBT积极分子指出，科研机构应该提供更多帮助和收集更多资料。Barres认为，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收集了美国科研人员中的女性、少数族裔和是否残疾等信息，但却没有调查他们的性取向，也没有系统的、大范围的关于LGBT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研究。
虽然还未战胜已有的挑战，老一辈的LGBT科学家还是强调了世界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变化。Barres说：“当年轻人联系我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事实上没有那么恐怖，我鼓励他们放开自我，因为那样他们会快乐得多。你在进行优秀的科研，你是一位好老师，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