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我在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一个农场长大，对万物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对父辈传统农作方式的怜悯以及助力改善传统农业方式的信念，促使我孜孜不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在大学里，我通过主修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专业，对“从农田到餐桌”的食物生产加工供应体系的庞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解决日益飞速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要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是子孙后代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众所周知，到2050年我们根本无法在这片土地上以“1970年那样的精耕细作方式” （1970年我离开了老爸的农场）来经营农业。
我思故我在，因此我将“改善农业技术和提高粮食产量”中作为一生的工作己任。
在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两年博士后生涯中，我从事研究的 “基因工程”已经成为生物产业的核心技术，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工具。
回首1981年，当我得知被“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农业研究的领导者”孟山都公司聘用时，那种感觉如同做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勿忘初心，方能始终。韶光渐远，年少时期渴望与顶尖的科学家团队一起工作、致力于解决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的激情在我心目中从未逝去。
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项工作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略有失落，尤其是当我将多年的专业知识积累运用在毫不起眼的植物矮牵牛（petunia）上。尽管在当时关于矮牵牛的传说有千万种，但 “它并不是食物”令我比较失望。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进行开发一种高效地抵抗病虫害的技术过程中，矮牵牛竟然是这项开拓性研究的理想样本。
不到2年的时间里，也就是1983年，我们开发了第一个基因工程植物——基因修饰的“矮牵牛”！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自农业出现一万多年以来，无论是狩猎采集者、农民还是植物育种家，皆根据经验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而并不清楚所涉及的具体基因的变化，更不能对具体基因进行精确操作。
而今我们的发现使得精确的遗传改造成为可能，基因修饰技术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曙光。
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改造开发各类急需的解决方案，譬如：在同样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降低燃油和其他农作物资源的消耗。
另一方面，我们以为，人们对这些基因修饰作物的质疑，主要是围绕转基因作物如何安全食用和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们一贯认为：只要政府的卫生和环保部门批准，且通过独立第三方科学机构审查；解决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挑战新的可能性，人们必将满怀希望地迎接这项技术的到来。
“让科学事实说话”的自我满足感让我们忽略了向大众科普这项技术的重要性。我们仅仅将注意力和沟通力付诸于我们的客户：那些寄希望于我们帮他们提高产量的农民。
哇...原来是我们错了！
然，有科学界的代言只是一个开始。
当我们只专注于农民，农业科技界的对手对转基因生物的批评变得更加欢乐，并成功的将我们向外界描绘成“一个强大的、技术成瘾的、未经考验的、强加给农民的科学技术企业利益集团”。
通过这种给转基因技术蒙上灰色印象的手段，旨在试图影响民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和转变政府的调控政策......
于是乎，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种子解决方案在某些国家正被延迟或市场被关闭。
这是令人担忧的现象，不仅对整个食品行业的发展，而且还对全世界那些从先进才农业技术获益的人带来沉重打击。
从去年开始，我认识孟山都需要做出改变。
“这不仅仅是工作”，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同事时，所有人都同意了。
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不能再默默无闻搞科研了，我们需要开放，作为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一线工作者，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将我们的工作普及于大众。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不再是给农民科普了，我们希望与大家坦诚交流。
我知道我们不会赢得每个人，但我相信，我们和大多数批评家之间有共同的目标：致力于为公众提供安全且负担得起的食物；希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维持粮食生产系统的稳定；渴望改善我们的环境……
然而，解决世界的粮食问题，需要很多人不同的观点和帮助。
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人可以仅凭自己做到这一点。
一路艰辛，步履维艰，难行能行，亦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良好的合作和沟通力与追求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重要。
最后我坚信：以正确的科学技术为工具、以透明的政策为导向、以人类共同的愿望为目标，我们必将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实现食品安全...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