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位于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Homology Medicines完成了价值4350万美元的A轮融资，投资者包括了5AM Ventures与ARCH Venture Partners等知名风投机构。这也让Homology的首席执行官Arthur Tzianabos博士能够与团队一起，进一步研发基因编辑技术以及基因疗法，把多种在研罕见病新疗法推向临床。
Tzianabos博士是一名罕见病领域的资深专家。他从1990年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当了15年的教授，并在2005年加入了专注于罕见病疗法开发的Shire公司，负责新药早期研发。2013年起，他又先后担任OvaScience公司的首席科学官与总裁，为患有不孕症的女性患者带来生育的希望。两个月前，他出任Homology的首席执行官，将他过去25年在生物医药领域摸爬滚打的丰富经验带到了这家公司，助力罕见病疗法的研发。
康德传媒：是什么吸引了你加入Homology？
Tzianabos博士：我和几名同事一起研究了Homology的技术细节与试验数据，并被它的潜力所折服。理论上说，它能够在不依赖核酸酶的前提下，高效、特异地进行基因编辑。如果理论能够实现，那它将成为一项不可思议的神奇技术。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年里一直在开发新的基因疗法，也投资了不少基因疗法公司，但Homology的技术平台让我们决定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将这项充满前景的创新基因疗法带给患者。我们一直感觉基因疗法会重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Homology让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康德传媒：许多人都想把出色的科学转化为有效的疗法，但这个过程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与其他基因编辑技术相比，Homology技术平台的优势与突破性体现在哪里？你们又打算如何把它转化为疗法？
Tzianabos博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从学术界到工业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出色的科学与想法转化为有效的疗法。我先说Homology的技术平台吧。我和同事们相信它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利用“同源重组”这种在演化过程中自然存在的基因编辑方式，开发出更特异、更自然的基因编辑方法，而无需引入CRISPR-Cas9等外源系统。这些外源系统虽然能非常有效地造成双链DNA断裂，但我们还不能很精确地控制断裂的位点，这容易产生脱靶效应。另外，我们也不能决定什么样的序列会被插入到断裂的位点中去。“同源重组”则不然，它无需核酸酶的参与，只需用一个简单的AAV（腺相关病毒）载体系统，就能在体内高效进行基因编辑，修正疾病背后的基因突变。另外，这个载体系统的安全性也已经在上百次临床试验中得到了验证。在我看来，这是这项技术的一大优势。
康德传媒：在临床应用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打算？
Tzianabos博士：说到应用，我们打算先从罕见病做起。许多罕见疾病是由单个基因突变所引起的，如果我们能修正出错的DNA，就有希望彻底治愈这些罕见病，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一想到这个前景就感到非常兴奋。我们团队有大量罕见病疗法研发经验，相信随着科学进步，更多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会浮出水面。拿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渐冻人症，缩写ALS）来说吧，现在我们知道SOD1基因的突变会导致这种疾病。虽然它在全部ALS病例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但你至少知道这种疾病背后是有遗传原因的。因此，我们相信只要能够找到疾病背后的基因突变，Homology的技术平台就能得到拓展，开发这些疾病的疗法。
康德传媒：A轮融资能帮助你们走多远？
Tzianabos博士：我们计划利用A轮融资的资金，在临床前检验把基因编辑技术转化基因疗法的可行性。我们挑选了一些很直观的疾病模型，很容易就能确定基因疗法是不是起作用。我希望能通过团队的努力，尽快把技术推向临床。
康德传媒：Homology是否把寻求全球合作当成重要发展战略呢？
Tzianabos博士：我们现在首先需要证明Homology的平台有研发创新基因疗法的潜力。当然，在罕见病疗法研发领域，越早有全球考量就越好。这里的关键是你不能只关注美国，而需要放眼全球，寻找更多的病人。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在Shire开发的法布瑞氏症药物Replagal在全球超过40个国家得到了批准，这对产品的市场推广固然重要，但这对遍布全球的患者们来说则更有意义。所以寻找全球合作伙伴对我们正在研发的基因疗法至关重要。
康德传媒：让我们聊一聊罕见病吧。根据我们的数据，全球有7000多种罕见病，但FDA只批准了400多种罕见病药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医疗鸿沟。你认为基因组学会成为治疗这些罕见病的灵丹妙药吗？
Tzianabos博士：我相信基因组学会在填补这条医疗鸿沟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你越了解疾病背后的遗传病因，就能越有效地开发疗法。具体来说，我认为目前横跨在面前的沟壑是疾病的诊断。过去，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一种疗法被批准后，患者们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数量超出所有人的预计。这是因为他们之前没能得到好的诊断。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新生儿的筛选与诊断非常有必要。这样，我们在很早就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罹患罕见病，这些信息也能进一步帮助罕见病新药的研发。
康德传媒：再说说你个人吧。你在哈佛大学做了15年的教授，也看过许多早期的科学技术。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科学有市场化的潜力呢？
Tzianabos博士：我觉得早期技术的风险与变数都很大，为了寻找有效的疗法，我会尝试多种不同的技术，而不是死盯一种技术。要知道，一项成熟技术的诞生要花上很多年。举例来说，我们花了20年才把单克隆抗体从最初的发现带到临床应用；我们研发RNA干扰技术将近20年了，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它现在还没有被用于临床；至于像肌营养不良症和囊性纤维化这样极其复杂的疾病，我们更难预测成熟的疗法何时才会到来。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寻找有望在短期内转化为成熟疗法的科学技术。我们看重的是它是否能转化为疗法、是否容易开发、是否能通过所有药物测试。
康德传媒：是什么让你下决心离开学术界，投入工业界呢？
Tzianabos博士：这完全是出于我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我很羡慕他能够帮助那些深陷重病的患者，也在那个时候决定要从事相关的职业。有一天，我对我父亲说：“爸爸，我想和你一样成为一名医生。”但他回答：“听着我的孩子，如果你想要帮助更多的患者，最好的方法是为他们开发更多新药。”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合适的工具或药物去治疗处于痛苦中的病患，在目睹生命逐渐消逝的过程中所生出的无力感吧。他说话时落寞的神情一直铭刻在我的脑中，也激励着我离开大学，投身工业界，开发新药。另外长期以来，我与许多罕见病儿童以及他们的家人有很多交流。在我看来，罕见病不但影响儿童本身，更影响了整个家庭。为了治病，许多父母不惜举家搬迁到另一个国家，只为给他们的孩子寻求一个有效的疗法。这些患者的故事让我感到震撼，更坚定了我投身工业界，尽早为他们带来创新罕见病治疗方案的信念。
康德传媒：感谢你的分享，我们祝愿Homology能为罕见病患者带来颠覆性的新疗法。
Tzianabos博士：我们也同样期待如此。现在我们谈论的很多都是“治疗”，而非“治愈”。我感到最为兴奋的一点是我们的团队与技术有能力彻底治愈这些罕见疾病。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感到无上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