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家关系好的医院，花几十万建个实验室，说服几十个癌症病人，一年就能挣到千万以上。仅仅七八年，免疫治疗这一利润高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意火遍中国，医院成为利润的最大攫取者。
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下，肿瘤免疫治疗是一项被许多癌症患者称为救命稻草的治疗方法：抽出病人的血液，在体外激活抗肿瘤的细胞并培养“一支狙杀癌细胞的军队”，再回输到患者体内。也是一项部分患者的最后一搏：在手术、化疗、放疗后仍无缓解或癌症复发时，筹集重金为生存争取最后一线希望。
然而，中国目前广泛采用的细胞免疫疗法（DC\CIK\DC-CIK等），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免疫疗法存在技术路线上的巨大差别。
“大陆的自体血回输如DC、CIK等根本不是目前国际上认可的免疫治疗，也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批准临床治疗。”台北林口长庚医院肿瘤科副教授张文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位肿瘤免疫专家与其观点基本一致。
但这一疗效不明、国外基本放弃、未经审批的疗法，却早已纳入各地医保并用于临床治疗。
暴利食物链：医院位于顶端，资本、企业蜂拥
“最低投资50-60万，找家有肿瘤科的医院，建个细胞培养实验室，每个病人4-6个疗程，至少得花15万到20多万，不到10个病人就可以收回投资，剩下的全是利润。”当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咨询该项目时，一位从事多年免疫疗法的业内人士力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你考虑考虑，咱们一起干吧。”
该业内人士是某生物公司的销售人员，其提到的正是“魏则西事件”中使用DC-CIK等免疫疗法，看着记者难以置信的表情，他进一步解释：“假设一年有50个病人，总收入1000万左右，刨去给医院的提成和成本，可以剩下四五百万的收入。”
记者心中计算，如果与三甲医院合作，一年50个病人应该不难达到，该销售人员目前所在的医院即是一家北京知名三甲医院，患者如潮。
然而，在免疫疗法的食物链上，虽然出钱建设实验室，但生物公司并非利益的最大获得者。
“给医院多少提成？”记者问道。
“根据协议内容的不同，医院提15%-50%，”他强调，“是收入的15%-50%，不是利润的。”
这家医院与该生物公司显然达成了多年合作，面前的销售人员身着白大褂，与医生无异。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家三甲医院中还有自己的办公室和休息室。据他称，这只是公司在北京的一家合作医院，他同时还负责其他几家。
事实上，如果一时拿不出几十万到一百万的实验室建设投资也没关系，据该销售人员介绍，可以雇佣第三方实验室培养细胞，再送至医院中为患者回输，这一方法节省了初期投资，但也需支付第三方实验室费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以北京为例，类似的第三方实验主要分布于医药产业园区，如亦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高昂的利润吸引了众多市场参与者，记者梳理细胞免疫治疗相关公司发现，这些公司大多成立于5年时间内，2010年左右达到第一个小高峰。
如目前营收市场排名第一位的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短短四年多就与30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合作，据招商证券研究报告披露，该公司在2013年的收入接近5亿元。
市场排名第二位的深圳中美康士紧随其后，中美康士也成立于2008年，2013年收入4亿元左右，与多家医院合作建立GMP实验室。
由于成立时间较晚，大多数免疫疗法相关公司没有“名气”，并且公司规模较小，但数量极众。
随手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字，即可看到数十家提供免疫治疗的公司，除上述两家龙头公司外，还包括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辽宁迈迪生物科技公司、深圳博泰生物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安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齐鲁细胞治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康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蓝玉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这些初创公司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四川、江苏、山东、广州等一线城市。
招商证券援引美国花旗银行的分析，未来十年，免疫疗法的市场规模可达到350亿美元。资本市场对免疫疗法的前景同样看好，近年来，涉及免疫治疗的并购案例也不断出现。
如2014年10月19日，北陆药业战略投资深圳中美康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4亿元；2009年，双鹭药业投资1000多万元，与辽宁迈迪成立合资公司；2014年初，香雪制药与解放军第458医院合作建立特异性T细胞治疗新技术临床研究中心，临床技术研究阶段总投资不低于1300万元，合作期限为8年等。
截至发稿，牵涉魏则西事件的上海柯莱逊及康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官网已无法打开。据记者此前截屏柯莱逊官网，一条发自2014年7月31日的公司新闻称，2013年11月22日“集团董事长陈新贤”莅临并指导工作。陈新贤是莆田系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陈新贤否认了与上述两家公司的关系，“柯莱逊与我无半点关系，是有人刻意牵强的把我拉进来，想抹黑我影响我个人形象。康新公司也与我无关。”5月2日，陈新贤本人主动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微信表示。
查询国家工商局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陈新贤、陈新喜分别出资240万和360万，于1998年8月26日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康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另据上海柯莱逊2014年度报告显示，陈新喜以9800万元、持股比例98%，位列其第一大股东。2015年12月8日，中源协和发布公告，陈新喜将其持有的柯莱逊股权作价8.08亿元全部转让给了融源瑞康。
此免疫非彼免疫：中外差别巨大
魏则西的遭遇使国人谈起免疫这一代表肿瘤治疗的先进技术而色变，但实际上，同样冠以“免疫”字样，中外却存在巨大差别。
与中国广泛采用的DC、CIK等自体血回输疗法不同，美国批准使用的仅仅是疫苗和药物，并且仅适合极少数肿瘤及部分人群。
据悉，截至目前美国共批准了三个免疫类药物：Provenge治疗性疫苗用于前列腺癌；Yervoy用于治疗黑色素瘤；去年3月，美国FDA批准了PD-1药物用于黑色素瘤，在日本，该药物也可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鳞癌。此外，免疫疗法中的CAR-T路线，也在发达国家广泛进行临床试验。但中国尚未有一例免疫药物的案例。
事实上，由于疗效难以获得医学界广泛认可，魏则西使用的免疫疗法在西方国家已基本弃之不用。
中国台北林口长庚医院肿瘤科副教授张文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的自体血回输如DC、CIK等根本不是目前国际上认可的免疫治疗，也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批准临床治疗。”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大陆专家的印证，“在美国，传统的自体CIK技术已经不再做临床实验，再在国内开展类似的研究和临床价值不大。”清华大学医学中心免疫学研究所张明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具体至魏则西的情况，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罗志国表示，“与其他软组织肉瘤一样，手术是治疗滑膜肉瘤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化疗是晚期滑膜肉瘤最常用方法；至于免疫治疗，迄今并无治疗推荐共识。”
疗效难以认定缘于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它不像手术、化疗那样，可以根据肿瘤的变化衡量治疗效果，在评价免疫治疗效果时，往往用到‘缓解’一词，但缓解是无法用数据量化的。”原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副院长连斌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即使抛开疗效，在张明徽看来，中国一些医院在使用时也存在不规范现象。事实上，免疫疗法并非像广告语中宣称的在广谱肿瘤、各个阶段都可使用。
“关键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人群适合选择细胞免疫治疗方法，有的时候家长不理智，认为细胞免疫治疗是救命稻草。”北大人民医院、北大国际医院儿童血液科主任张乐萍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免疫治疗必须根据个体病情、时机，以及掌控和防范其副作用。据悉，北大国际医院主要采用CAR-T疗法，这是发达国家正在广泛进行临床试验的路线之一。
尽管CAR-T被看做是较为先进的免疫疗法，但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张乐萍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回输后是否能够发挥持续疗效，“国内的治疗水平与法国国家有差距，回输后往往待不住，两三个月后就没有效果了，还得再次回输，这就像化疗一样，解决不了复发，而费城儿童医院的案例显示，其疗效可以较长时期地发挥。”
然而，魏则西使用的DC、CIK及两者联合疗法，这一未经食药监局审批、疗效未被广泛认可的免疫疗法，在某些商家的广告词中却成了治癌利器。
一些医院和公司的广告语给了患者极大信心：“技术领先、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深圳市某生物技术公司在宣传彩页中写道，“手术联合DC-CIK治疗，可快速恢复手术创伤，清除术后肿瘤细胞等。”“可用于多种癌症的不同阶段”。
收治魏则西的武警二院肿瘤生物中心官网资料显示，一位名为“李志亮”的中心主任在接受贵州卫视《国医养生堂》节目采访时表示：“中晚期癌症患者不适合手术治疗，化疗、放疗也耐受不了，而生物免疫细胞疗法可以预计复发时间，在复发前可追加一次治疗，可有效防止复发。”
“目前临床使用最多的是DC和CIK或者是两者联合使用。DC细胞可清除异物和突变细胞。”李志亮称，生物免疫细胞疗法对于“耐药患者、肿瘤细胞有转移的患者有良好的效果。”
魏则西用百度搜索，“上面第一条就是某武警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DC，CIK”，在这家医院他们见到了肿瘤中心的李主任，称治疗技术是与斯坦福合作且“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看着我的报告单，给我爸妈说保我二十年没问题。”
事后，美国MD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医生张玉蛟评价，“国内病患缺乏权威性平台去认知各种癌症的治疗原则和预后；患者不现实的预期、医生不负责任的夸大疗效，最终花了钱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监管：混乱与空白
形式各样的免疫疗法之所以在中国盛行，监管制度的滞后难辞其咎，这一疗法甚至在诸多省市被纳入了医保报销。
2015年7月2日，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发布《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的通知》，进一步放开细胞免疫治疗的准入门槛；此前一个月，国家卫计委取消了细胞免疫治疗的三甲医院限制，县级医院从此也可开展此项治疗方法。
虽然有免疫治疗相关的文件密集发布，实际上，这一治疗技术目前却处于行业标准空白区。
细胞免疫治疗被卫生部列入第三类医疗技术，即一些新的技术，其临床有效性未能得到充分验证，只是理论上有效的，伦理上有些争议的技术归为第三类技术。卫生部（卫计委）也试图将其纳入监管范围，但效果不十分理想。
据悉，2009年曾益新院士联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天津肿瘤医院、北京302医院和中国科技大学四家单位，从四个环节开展了标准研究和制定，包括细胞制备环节、细胞培养功能环节、细胞回收环节和细胞回收后的临床评估。2013年底，项目结题并提交给卫计委，但至今没有下文。
甚至免疫疗法应归卫计委还是食药监局监管也未有定论。卫生部曾就此问题专门召开数次会议，但专家们始终争论不休：究竟应该按照药品还是技术管理？
而细胞免疫治疗的最后一道监管环节医院，在实际运行中也难以真正起到监管作用。
按照规定，进入医院的治疗技术需要经过“伦理审查”这一环节，但在实际中，大多数医院的细胞免疫治疗没有历经这一程序，而是采用默许状态，为了规避伦理审查这一环节，医院采取的应对方法普遍是：将病人使用的血液样本拿到院外独立第三方实验室培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发现，现实中，对免疫疗法真正起到监管作用的只有“实验室GMP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针对细胞的体外培养环节，有些细胞操作间建立在医院内，有些则由生物技术公司建立在医院外。
然而，在监管不明、标准缺乏、疗效有限的情况下，细胞免疫疗法却早于八年前陆续进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007年，国家发改委、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生物细胞免疫治疗酌情收费的通知，首次将免疫疗法的价格纳入监管范围。自此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将细胞免疫治疗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在2012年版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中，细胞免疫治疗的项目编码为KND48101，计价单位为每次。
截至目前，细胞免疫疗法已在全国多个地区纳入医保，报销比例从50%到80%左右，最高的接近90%。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纳入医保的省市区至少包括河南、贵州、陕西、浙江、辽宁、福建、山东、山西、湖北、新疆建设兵团、内蒙古、黑龙江、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