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是一家著名的、尽量提高信息可访问性的公司，而Google[x]则是其旗下一个野心勃勃的神秘分部，它希望其他公司也能够效仿自己的业务。就人类疾病而言，肿瘤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种疾病。因此，Google公司总部（被称为Googleplex）近日主持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科学会议；9位来自Google[x]的研究者、20几位公司外部的研究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例如纳普斯特公司（Napster）的联合创始人、声名狼藉的硅谷慈善家Sean Parker参与了这场会议。这个多元化的参会群体拥有一项使命：指明Google[x]该如何促进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发展。肿瘤免疫治疗是在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帮助下对抗肿瘤的一种治疗方法，是近年来迅速热门的一个领域。
抵抗癌症（Stand Up To Cancer）慈善组织也赞助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将众多的肿瘤学家、免疫学家、影像专家、工程师和生物信息学家召集到了一起，呼吁他们“10倍，而不是10%”（10x，not 10%）地促进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发展。“10倍，而不是10%”是Google[x]公司的座右铭，该公司在此座右铭的指引下早就已经研制出了配备有电脑装置的眼镜、无人驾驶汽车和球载式网络信号发射站。此次会议的目标是希望参会者能够提出两个设想，而Google[x]将会投入大量资金、非凡的计算机能力及其内部专家来支持这两个设想的实现。会议的共同主持者Arnold Levine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一位癌症研究员，他表示，他想请求每位参会者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一旁，共同回答（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中最紧迫的一些问题。
Google[x]公司拥有一项新生的、雄心勃勃的生命科学项目，而Andy Conrad则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他并没有承诺将拿出资金资助，但是他明确表示Google[x]公司对“这一发展空间”非常感兴趣。他描述了其项目团队中100名科学家所追寻的理念：“我们自11岁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这件事情，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也是一项疯狂的、奇妙的、值得一试的实验。”Conrad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次咨询会议不会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所召开的会议那样枯燥乏味。Conrad曾经是美国实验室控股公司（LabCorp，位于洛杉矶）的一位细胞生物学家，他还联合创建了该公司的国立遗传学研究院（National Genetics Institute），开展血液筛查工作和临床研究。Conrad要求参会者不要用NIH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参会者也非常乐于这样做。此次会议的共同主持者Phillip Sharp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位于坎布里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科学》（Science）杂志出版社AAAS的董事会主席。他在一次采访中指出，隶属于NIH的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基本上没有认可这一科学领域”。 “如果他们（即国家癌症研究所）不做出改变的话，将会影响到自己的信誉。”
直到最近，肿瘤免疫治疗方法还是获得了一个“言过其实”的臭名。两方面的研究进展导致了这一戏剧性的大转变。肿瘤能够产生一些蛋白质，可以结合到免疫细胞特定的表面受体上，从而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终止免疫应答反应。近年来，研究者针对这些受体专门研发出了一些抗体，移除了肿瘤治疗中的制约因素——这种治疗策略在学术上被称为检查点封锁（checkpoint blockade），已经被用于治疗一些传统疗法无效的肿瘤患者，例如黑色素瘤患者和肾细胞癌患者等。与此同时，研究者还研发出了一种新的血癌治疗策略：从患者体内分离出T细胞，在实验室中对这些T细胞进行调整后再重新输回患者体内；这一策略已经在一些临床试验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种经过基因改良后的T细胞具有特征性的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能够靶向于肿瘤细胞表面的特殊蛋白质，从而杀灭肿瘤细胞。
但是迄今为止，检查点封锁抑制剂和CAR只能够治疗少数几类肿瘤，依然无法治疗众多癌症患者。为了寻求一些能够克服这些局限性的设想，会议组织者邀请参会的科学家在会上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15分钟的介绍。研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相关的领域：从联合使用不同免疫疗法的新临床试验，到利用地质学家的仪器来进行多路复用离子束成像（multiplexed ion beam imaging）的新技术——这项先进的技术能够对单个细胞进行探测，也能够同时标记出数量庞大的肿瘤相关性蛋白质。
参会者最终认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中最迫切的需求是要大力研发更好的筛选工具，以便区分哪些患者对肿瘤免疫疗法的应答效果较好，哪些患者的应答效果较差。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位于洛杉矶）的肿瘤外科学家Antoni Ribas指出，一些“不可思议的技术”（例如多路复用离子束成像）将来可能会“拍摄”到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体内所发生的、导致肿瘤缩小的分子机制和细胞机制。Ribas表示，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研究所有的可能性，我们将错失良机。
第二个优先考虑的选择是：帮助医疗中心更积极、更常规地从带瘤生存的患者和死于肿瘤的患者体内采集肿瘤样本。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著名的干细胞生物学家Irving Weissman指出，除了更好的肿瘤样本获取方法以外，“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如此快速地改变（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了”。“我们可以开始利用这些神奇的显微工具，来说明肿瘤在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可以说明当你采取临床试验的干预措施时肿瘤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参会者都认为这些方法就是10x理念。斯坦福大学的材料科学家Sanjiv Sam Gambhir很早就已经与Google[x]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他说：“我所了解的很多方法，甚至包括我们现在优先选择的方法，都仍然无法大胆宏观地设想出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可能发生的、可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Conrad与Gambhir的看法一致，他们都认为更多肿瘤样本的获取是一个风险较低的提议，但是Conrad却从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并不需要发现新的物理学原理，也不需要进行创造发明，我们只需要引导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我们可能要花钱才能使人们做正确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能够为我们的伟大梦想提供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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