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研究中，普遍认为男性流动人口是艾滋病（AIDS）传播的主要载体。在印度及其他地区，男性流动人口往往伴随着“多个性伴侣、不了解安全套的使用、不一致的使用方法和物质的使用”这些有风险的性行为。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诸如劳工合同制度、有限的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知识，以及对艾滋病病毒（HIV）风险的自我认知不足，让他们更容易感染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
流动人口中的男性具有的流动性，增加了他们人际网络的复杂性，与伴侣关系的不稳定、难以持久，与其他男性相比，更容易同时拥有多个伴侣。Tata 社会科学协会、人口理事会HIV和AIDS项目的Dipak Suryawanshi等学者着眼于艾滋病病毒易感性的“流动性”作用，研究了流动性程度和男性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危险行为包括性行为和酗酒，研究主要对流动人口当前位置、去过的地方和家乡的情况做出比较。该研究论文发表在科研出版社英文期刊《World Journal of AIDS》（艾滋病）2014年9月刊上。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Tata 社会科学协会和人口理事会2007年6月至2008年9月的男性流动人口数据，并进行了行为横断面调查。参与者主要来自迁入率高的五个地区：孟买、那格浦尔、纳西克、浦那和塔那。在所选流动人口居住地和工作地，采用了两阶段系统抽样。分别是从列表中选出人和用系统抽样方法选出房屋。
研究人员对社会人口因素、流动性、危险性行为，以及酒精／物质使用进行测量，发现在样本（2991人）中，将近五分之三（59.8%，1790人）的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少”，其余（40.2%，1201人）的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多”（过去的两年移动到3个或更多的地方）。
流动人口多为二十五岁左右，大多接受了7~8年学校教育（表1）；“流动性较多”的受过更好的教育。半数（50.7%）已婚男性大多（33.9%）与妻子分居两地。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少”时，已婚但与妻子分居两地长达7个月（1年）的比例（84.6%），比“流动性较多”的流动人口比例（48.7%）更高。流动性较少的流动人口，夫妻不断分居的比例更高。将近一半（47.0%）的流动男性流动人口是工人，近四分之一（28%）是建筑工人。
研究样本人群中，近45%在过去的30天里喝过酒；“流动性较多”的比“流动性较少”的比例明显更高。（表2）此外，流动性较多”的比“流动性较少”的流动性人口相比，不管是在当前位置（11.2% VS 6%），还是去过的地方（13% VS 7%），都更多的选择性关系前喝酒。
在未婚的男性流动人口中，超过一半（55.3%）发生过性关系，其中，“流动性较多”流动性人口发生得更多。（表3）“流动性较多”的人只有5%第一个性伴侣是“性工作者“。但随着迁移和流动性，这种格局似乎被改变了，在家乡（1%）、去过的地方（10.4%）和当前位置（12%）之间，男性流动人口见女性性工作者（FSW）的比例上升了。
在当前位置／去过的地方和家乡，与FSW和非婚女性伴侣在一起时，坚持使用安全套（CCU）的男性比例为9.8%~83.0%，使用安全套更多是和FSW在一起的时候。（表4）
学者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流动性”对于流动人口中男性的性行为影响很深。男性是流动人口时，更容易找非婚女性伴侣，而不是女性性工作者。而且返乡之后，也可能继续找这样的性伴侣。移动性较多的男性流动人口，不持续使用安全套，会促成HIV感染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蔓延。
原文链接：https://www.scirp.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aspx?PaperID=4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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