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组部公布了“万人计划”首批名单。在入选的 72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是唯一的一位临床医生。
“为什么是我？”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李太生回答记者，“可能是我在抗艾临床研究中做出了一点中国特色。”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逐渐体味到“中国特色”的含义：在长达20多年的抗艾临床研究中，这位勤奋、执着的临床医生不盲从权威、不迷信书本，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临床研究之路，引领了我国艾滋病临床治疗方向，大大提高中国艾滋病治疗水平。
告别“服从安排”、坚持独立思考，在国际艾滋病学研究中崭露头角
“只要能够吃商品粮就行！”抱着这样的想法，16岁的李太生于1979年从河南林县的一个小山村走进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读大学期间，他自称“对未来懵懵懂懂”，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毕业后回老家县医院当个医生。
当时，广州中山医科大学为学生免费提供《广州日报》。几百份报纸天天按时送到楼上楼下每个宿舍，可是件苦差事，老师找不到人，就抓了李太生的差。身材瘦小的李太生送了整整4年报纸，被同学戏称“报童”。1983年秋，北京协和医院来校挑选12名优秀实习生，李太生被推荐入选。“老师之所以推荐我，就是看我送了4年报纸，老实勤快、任劳任怨。”
李太生以优异的实习表现，被协和医院留下，当了一名内科医生。1987年考研时，本来想读心内科的他又“服从安排”，师从王爱霞教授学习感染学。
1993年，李太生被公派到法国巴黎PITIE医学院，先后师从国际知名艾滋病学科学家卡特拉玛和奥特朗，攻读博士。“这5年半的留学生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说，“最重要的是接受了科学训练、学会了独立思考。以前老把课本上的经典理论奉为金科玉律，留学中才意识到：要勇于独立思考，去解决前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留法期间，他与导师合作，在《科学》、《柳叶刀》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特别是1997年，他提出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可以重建的理论，推翻了当时流行的学说。李太生还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咱是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的研究、治疗要走自己的路”
1999年回到协和医院后，李太生在没有实验室、没有课题、没有学生、没有经费的“四无”情况下，一边看病、讲学，一边用3万元买的10瓶抗体和仅有的一台流式细胞仪，继续免疫重建与艾滋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随着国家对艾滋病的日益重视，李太生开始大显身手，2005年，他牵头承担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中国艾滋病病人的抗病毒治疗研究”。此前，医学界用国产的5种仿制药，确定了“鸡尾酒疗法”的3种配伍方案。由于没有用进口药，这3种方案引起一些国际组织的非议。为证实国产抗病毒治疗药物的疗效，李太生联合全国从事艾滋病治疗研究的13个中心，从362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中筛选出198个病例，随机编入3个方案组，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药物治疗和随访。
2006年12月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国产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疗效与进口药物一致，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并确定2、3号两组为优选配伍方案；国产药物一个月治疗费用为500元，只有进口药的1/6左右。该研究成果用事实回应了国际质疑，并入选当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建立有效、毒副作用小的最优药物组合方案，是我国控制艾滋病疫情、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必然选择。”李太生说，“咱是还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的治疗、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能惟西方国家马首是瞻。”
之后，他带领课题组乘胜前进，承担了传染病研究国家重大专项课题，进一步开展两组优选方案的毒副作用与耐药研究，以期进一步优化。两年后，课题组研究确立的优化一线方案最大限度避免了一些毒副作用，人均年费用为1437元，与以进口药为主的方案相比，年均降低了61.4%；病人的HIV病毒完全抑制率达到70%以上，达到国际水平；年病死率显著下降。如果按2011年全年全国新治疗艾滋病病人4万人计算，使用该方案可使严重骨髓抑制的发生人数减少4800人，可节省治疗费用约1.3亿元，是迄今为止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不能老跟在西方后面跑，要搞出中国自己原创的东西
国际艾滋病学界有一个经典结论：从感染HIV到艾滋病发病，潜伏期为8年。
“老外说的，也不一定对！”李太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自2004年开始，经过对全国230多位艾滋病患者长达8年的跟踪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感染HIV AE亚型病毒的中国大陆病人，潜伏期只有4年！
这是为什么？李太生课题组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与欧美和中国港台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不同，中国大陆经性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超过60%是AE亚型病毒；该亚型病毒有一个特点，感染病人后直奔细胞上的辅助受体X4，所以发病期提前了4年。
该成果发表在今年1月的《艾滋杂志》上。“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颠覆了经典结论。”李太生说，“除了中国大陆，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患者感染的也是AE亚型病毒——我们的发现也为东南亚地区的艾滋病治疗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这已经不是李太生第一次挑战权威。此前，他的两项研究成果也令国际同行瞩目。
为规避艾滋病治疗骨干药物奈韦拉平治疗的两大副作用（皮疹和骨髓抑制），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被联合国卫生组织采纳的用药指导原则：女性治疗前的免疫细胞CT4大于250个就不能用，男性的CT4在400个以下都可以用。李太生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中国大陆男性患者的CT4高于250时也不能用奈韦拉平，否则副作用很大。这一建议，也被联合国吸收采纳。
李太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患者40%合并感染丙肝病毒（HCV），这些患者不宜用奈韦拉平，以免引发更大的副作用。
凭借扎实的研究基础，北京协和医院去年获得了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美国国立医学研究所NIH的合作研究项目资助——联合攻关HIV/HBV共感者病毒免疫机制。
“作为现代科学的后起国家，中国科学家不能不向西方学习，但也不能老跟着他们跑，否则永远搞不出中国原创的东西。”李太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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