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物工程师Mikhail Shapiro第一天到Third Rock Ventures工作的时候，他被猛地一震，这是一个由少数生物科技精英为首的全新风险投资公司。可是在那里工作三周后的某一天，Shapiro就在办公室的门上看到了这样的通知：“关门停业”。不仅如此，办公室里的办公桌、设备、甚至包括糖果机……一切都被挂上了‘出售’的标牌——由于无法筹集到足够而资金，公司已经倒闭。
Kevin Starr是Third Rock Ventures的合伙人，事实上这是他和他的“同谋”在2007年搞的一场恶作剧，通过拍摄捕捉Shapiro当时的反应。“你可以想象Mikhail当时的反应，‘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家伙会这么做!'” Starr回忆道。
Kevin Starr
但是对于现在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Shapiro来说，他的“轻信”并没有给他事业的发展带来任何障碍。2007年，2000年代初的科技泡沫破灭，许多投资者面对生物技术产品市场收益时间长、失败风险高的境况，都踌躇不前，不敢冒进。Starr说，当他和Third Rock的其他成立者告诉人们，公司希望筹集3.78亿美元来创建一个投资基金以建立生物技术公司的时候，人们都笑了，“他们建议我们把预计的筹集数目缩小到十分之一” 。
但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Third Rock确实筹集到了这笔初始基金，并且前进的脚步从那以后再没有减缓。公司带来了13亿美元，为30多个年轻的公司投资，其中不乏进行尖端领域研究的公司，诸如癌症表观遗传学、基因治疗和医疗诊断等。
目前虽然许多产品才刚刚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是许多迹象表明公司赌赢了。今年1月，Third Rock推出的Lotus Tissue Repair销售一空，它是由一个组织工程公司开发的用于治疗罕见皮肤疾病的新产品。如果Lotus算是一个产品里程碑的话，这笔交易可以使得Third Rock获得20倍的丰厚回报。今年3月，Third Rock的第三轮融资——5.16亿美元，又推出了多达16个生物公司。因为吸引了太多投资者，公司不得不拒绝其中的一些。而今年夏天，Third Rock旗下的两个公司上市，它们股票价格瞬间飙升，极大程度地冲击了市场。至于第三家公司，位于剑桥的癌症诊断公司，也准备效仿前两家公司。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为处于早期阶段的公司投资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生物工程师Robert Langer说，在他的研究生涯中，目睹了几十家公司从繁荣到落败，“Third Rock承担了这种风险，因此也在获得回报”。
悠闲的生物技术
自2007年，Third Rock就把办公室扩展到了一个充满高端精品店和咖啡屋的街区里。在今年夏天一个烈日炎炎的日子里，Starr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穿着短裤和印有“Beach Punk 1982”的绿色T恤。而门后挂着的商务衬衫却在静静消磨着它的时光。
2003年，他辞掉了实力强劲的剑桥千禧制药公司COO的职位，而此后不久，千禧制药创始人Mark Levin也退休在家。无异于与其他拥有丰厚退休金的退休人员，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也常常世界旅行、看电影和百老汇演出。一晃到了2006年，在拉斯维加斯的牌桌上，Levin突然转向Starr说：“嘿Kev,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做点什么？”
Mark Levin
在科学成果向医学发展转化的过程中，风险资本帮助生物公司度过漫长而收益微薄的时期，因为在早期的研究阶段，它们几乎没有盈利的可能，因此风险投资变得举足轻重。在美国，生物技术行业每年能够吸收数十亿美元的风险资本，仅次于软件行业。在2000年代中期，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投资被注入到一些羽翼未丰的小公司里，大部分的资金被用来成已经有产品处于临床测试阶段的新公司。但是制药行业研究预算的紧缩导致了寻求小的生物技术公司开发新药的需要。
在这一场转变中，Starr和Levin看到了商机。对于需要创新的生物公司来说，他们需要资金，但是却很少有风险投资者愿意填补这个空缺。通过在星巴克的几次讨论，Levin和Starr组织了一个生物精英团队，他们理想中的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初步成型。
与众不同
Levin、Starr和千禧药业研发总监Bob Tepper 想做的并不是简单的风投公司，他们筛选了外部人员的各种创业想法和商业建议，帮助他们成立一家公司，等这家新成立的公司招募到高管团队之后，再交出管理权。Starr说，带着“一切皆有可能”的信念，他和他的合伙人都想要创造一些奇迹。他们只雇佣精英，即便这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进行面试筛选。此外，他们时刻关注时下最热门的科学，许多的投资构想都来自于团队自身而非外部建议。“去年我们得到了982个外来的建议，但我们投资为0” ，Starr说。
所有的风险资本家都需要对投资背后的科学进行了解，但是曾与其它风投公司合作过的Shapiro说Third Rock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成员对细节的关注程度更深：“这是一群书呆子，虽然处于商业环境之中，但他们对待科学的严谨性绝对不逊色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 。目前Third Rock的40多个成员中，只有Levin从事过风头相关的工作。其余的成员都是科学家、医生和生物技术商业领袖。“他们有几十年的实践经验,” 波士顿的风险资本家Michelle Dipp评价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团队。”
Third Rock还会花很多精力与外来管理团队进行工作交接，它通常会等待18个月或更长时间。这对于吸引顶尖人才尤为重要，Langer表示，“很多好的CEO不愿意冒险接手一个新的公司，而从Third Rock接手的不是一个新生的婴儿，而是如同两岁宝宝般活跃的公司。”
发现“新生儿”并“养育”它们长大就意味着提出更有前途的主意，这就是Third Rock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的事情。那些合格者最多可以获得200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在此之前必须经过严格冗长的甄选过程，独立实验室必须能够复制关键发现并且证明候选药物没有毒性。
与此同时，Third Rock也与大的制药公司保持联系以进行项目流通。如果这些公司内部有科学家在进行同一个项目，那么Third Rock一般不会尝试去竞争。或者有制药业内人士说他们喜欢这个想法，但如果看不到就不会投资于它，那么Third Rock的这个项目就会取消。尽管有着“一切皆有可能”的说法，但在某种程度上，Third Rock又显得有些实际的“无情”。
为了满足严格的甄选制度，参选的项目必须处于临床试验三年之内的时间段里——这对于以十年为回收周期的风险资本是必要的，Starr表示。但这可能就意味着纠结的决定，几年前, Third Rock团队评估了一个基于长链非编码RNA的基因调控治疗项目，这个领域是研究热点，团队看中了它的潜力，但是它与Third Rock以诊疗应用为基础的定位有些出入，因此被迫放弃。
尽管书面规定极为严格，Third Rock还是或多或少的对早期制定的投资规则进行了改进。例如2007年，三石投资的第一批公司中，剑桥的Agios制药致力于开发能改变代谢消耗肿瘤的药物，但到了2013年8月，该公司又转向了一种含有代谢基因IDH2突变的抗肿瘤药物的研究。Agios的CEO David Schenkein说，公司早期研发的药物没有效果，这迫使他们开发新的候选药物，但他对于Third Rock制定的时间限制没有感到压力。Starr说，Third Rock已经将这类周折纳入预算当中。而当Agios在7月上市时，投资者也表示，项目延迟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Agios赚了1.06亿美元，交易的首日其股价大涨56%。
Third Rock投资的31家生物医疗公司
危险的先例
人们可能会将目光集中在Agios身上，但别忘了千禧制药的历史。千禧制药成立于1993年，像许多Third Rock旗下的公司，致力于成为一个“产品发动机”，基于单个科学前提或技术,可以生成多种疗法。千禧制药的案例中，前提是基于人类基因组数据的个性化医疗。但同许多该领域的公司一样，这个项目落败了，由于千禧药业的内部研究计划失败，这一过程中烧了很多钱。但这家公司利用其专业知识来识别有前途的药物，将它们引入千禧进行最后阶段的研发和营销，使长期投资者收益不少：2008年, 总部在大阪的日本武田制药公司，以8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千禧药业。
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千禧制药是否是算是科学界的成功。但是毫无疑问, 该公司对波士顿剑桥生物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公司曾经的雇员现在都是很多生物公司的大区高管。他们把这一切归功于Levin和他在千禧创造的企业文化。“我们作为科学家进入公司，作为企业家离家公司。”员千禧制药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发人员、现在的Nimbus Discovery首席科学家Rosana Kapeller说道。
闪亮的承诺
环境允许了千禧制药的成功，即使它曾经失败过，Starr说：“ 经过我们投资建立的公司都是拥有正确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的，也是能成为成功的、生命力持久的公司。而不是一个空壳，刚起步就撞墙。”
Agios可能在这方面与千禧制药形成了对比。除了开发新化合物药物，Agios去年扩大了它的研发使命, 包括遗传代谢疾病。该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种化合物，将在明年进入临床试验，治疗丙酮酸激酶缺乏症患者。
在Third Rock大获成功之前（无论是医学突破还是给投资者的现金回报），还需要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但是了解这个团队的人对于某一点是完全确定的：恶作剧会继续。当Shapiro被问及2007年Starr在他身上搞得那个恶作剧时，他感到很困惑，“哪一个?”他问。随后他回答说：“这真的是一个‘高性能’的群体，拥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成功记录，但这也是一个从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儿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