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公司在阿兹海默症新药研发上赌性太大
不久前，辉瑞、强生和Elan制药宣布，它们联合开发的阿兹海默症药物在临床测试中的结果极差，因此将停止进一步的研发工作——这一新闻粉碎了500万美国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希望，同时还成了制药行业奇特的赌博癖好的最新例证。
华尔街之前的期望值并不高，根据ISI Group分析师马克•斯科恩巴姆（Mark Schoenebaum）的调查，由于之前的一份研究结果已是喜忧参半，只有23%的投资者期望该药能取得成功。可有些分析师仍期待最后一线希望，或者，用摩根大通分析师克里斯多弗•斯考特（Christopher Schott）7月16日的话说，“结果不一定黑白分明。”可本次测试的结果再清楚不过。
开发新药的骇人成本FDA 13年来首批减肥新药上市一位来自美国的创新药“星探”辉瑞女发言人维多利亚•戴维斯（Victoria Davis）指出，用于治疗轻至中度阿兹海默症的静脉注射型（I.V.）bapineuzumab药物“已没有继续研发的可能性”。（另一种皮下注射的新型版本的早期研究仍将继续。）巴克莱资本分析师安东尼•巴特勒（C. Anthony Butler）在其给客户的备忘录中写道：“相关企业的代表发现，此药终点结果不佳，迄今为止进行的子群分析也没有积极的迹象，我们认为昨天的新闻标志着bapineuzumab的绝对终结，任何些许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不过，辉瑞表示“这些数据以及正在进行的子群和生物标记分析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这种复杂疾病的理解，促进该领域的研究。”
关于bapineuzumab的失败，真正使人吃惊的是过去制药巨头的期望值如此之高，强生向Elan制药投资逾10亿美元才获得了该药的25%权益，而辉瑞（严格来说是辉瑞收购的惠氏制药）和Elan在前期试验结果明显不佳之后，还选择继续推进，进行更广泛的临床测试，这类做法令人震惊。福布斯撰稿人戴维•马瑞斯（David Maris）和奈特•萨德基（Nate Sadeghi）曾撰文报告过此事：
Bapineuzumab在先前的测试中已经失败，可惠氏与Elan决定继续大力推进。
在先前的中期测试中，该药物未能帮助患者获得统计学意义上的明显改善，对那些APOE4基因出现突变——这会加剧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可能性并提高该病的严重性——的病人来说，该药更是完全没有作用。不过，该药似乎对那些未出现APOE4基因突变的病人具有深远影响，问题在于，如果一次临床试验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那这种子群分析结果（不客气地说，是从大批数据中刻意挑选“有用”部分）很可能只是偶然现象。
这可不是周一早上的新闻发布后之后放马后炮。早在先前测试的结果于2008年公布时，很多人就已经指出了问题。英国阿兹海默症研究者约翰•哈迪（John Hardy）完成了bapineuzumab背后的大部分基础研究，可就连他当时都对福布斯记者表示：
“或许、也许、可能（有效吧），但这没能说服我，我担心他们追逐的只是噪音。”
除了盲目推进之外，惠氏和Elan还有不少选择。他们可以等待新诊断试验的结果，以识别该药是否有用；可以进行一系列规模较小的研究，以测试先前看到的所谓效果是否真实存在；或者，他们至少可以只在不携带有害APOE4基因突变的患者身上作后期试验。（监管部门的卷入，可能与面向所有患者做这份试验的决定有关，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个明智的决策。）
继续推进背后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阿兹海默症是全球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任何能够减缓该病的药物都将极为畅销，就算bapineuzumab不是那么有效，年销售额也可以轻易突破50亿美元。不尝试就放弃简直是疯了，不是吗？
不，尝试才是疯了。这一逻辑本来完全成立，可新药开发领域有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制药行业的失败率和为每次成功付出的研发经费都呈现出指数级增长形态。每投入10亿美元可开发出的新药数量每隔9年就会减少一半。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分析师杰克•斯坎内尔（Bernstein Research）称之为“反向摩尔定律（Eroom’s Law）”，他的相关分析不是华尔街研究备忘录，而是发表于专业期刊《自然-新药开发综述》（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他还警告客户说，那些研发部门不如平均水平的公司可能根本不值得拯救，因为就算你能使它们像普通公司一样好，根据现在的趋势，研发部门终究还是会亏更多钱。
无论一家公司的科研人员认为其研究项目的失败可能性有多高，现实恐怕比他们想得更严峻。按照新药开发领域的现状，把bapineuzumab比作孤注一掷的长距离传球还不够，简直就是在呼啸狂风之中给一位随机移动的队友超长距离传球。
更严重的是，这些希望渺茫的赌注代价日益高昂。强生第三季度将计提3-4亿美元的损失，作为该公司所承担的那部分停止测试的后果。尽管研发费用动辄上亿美元，但这么花终究有些过头：Optimer制药公司上市之后至其第一种新药Dificid获批之前，总研发费用不到2亿美元。
Bapineuzumab至少还不是最疯狂的。随着临床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公司也越发倾向于在几乎完全盲目的情况下就押下数十亿美元的重注。礼来制药的Effient和阿斯利康的Brilinta都是典型，这两款血液稀释剂经过规模庞大的临床测试之后未能获得可观销售额。辉瑞、百时美施贵宝、强生和拜耳研发的所有Factor X型血液稀释剂都存在这一问题，临床试验的成功无法掩盖他们使企业“大出血”的副作用。此外，葛兰素史克大力开发治疗动脉硬化的Darapladib药物，这还是该公司收购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的目的之一，尽管动脉成像研究显示该药未能实现其主要目的，两家公司共同进行的大规模研究仍在推进。
进行大规模新药研发是件好事——这是真正证明某种药品的安全性与效果的最佳方式。可在这个每家制药公司都竭力提高成功率的时代，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进行此种研究。没错，正如前辉瑞研发总监约翰•拉马蒂纳（John LaMattina）所写，新药研发非常困难，该领域的项目失败率可不止二十分之一。但那进一步凸显了盲目行事的危害，就算是在先前的试验中结果一向较好的药物，都可能在后期试验中失败，那些成功可能性很低的药品，就更没有理由推进研究了。
医药界高管们可能正回想波立维（Plavix）和他汀类药物如立普妥（Lipitor）与舒降之（Zocor）的成功。可佐证这些药品的价值的大规模测试都是在它们已经获得批准并开始销售之后进行的，此时已有大量数据证明这些药物还有其他救人性命的功效，足以支持进行大规模测试的决定。当然，有时候通过研究证明某种药物的效果是值得的，可你应当在早期、规模较小、成本较低的研究中证明成功的可能性足够高。业界高管们应当回想先例：Genentech公司十多年前改变了抗癌药物研发的程序，使中期试验与求得批准所需的研究相仿，即从病人中随机分好控制组与实验组，后者才能得到真正的药品。这种改变的结果是，没有证据就进入大规模试验的药品变少了。
关于阿兹海默症药物的研发，已经有一个好例子，而且是一种与bapineuzumab很像的药品。有些怀疑Bapineuzumab功效的人士不相信它背后的基础理论——淀粉样蛋白的色斑乃是阿兹海默症的成因——是正确的。相信淀粉样物质致病说的人士认为，该药应当在病发初期进行测试，可事实如此很难判断，因为在阿兹海默症的研究中，甚至都没有办法判断是否所有患者都真的有阿兹海默症，也无法了解某种药物是否能消除他们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色斑。
如今已被罗氏制药收购的Genentech想出了一套考究的测试方式。其合作伙伴AC Immune开发出了抗β淀粉样蛋白抗体，而哥伦比亚有部分人群不幸具备某种罕见的基因突变，容易罹患阿兹海默症，Genentech面向这些人测试了其抗体。“如果通过这一试验，我们证明能移除大脑中的β淀粉样蛋白或者阻止其积聚，则β淀粉样蛋白致病说可能是正确的。”Genentech研发副总裁理查德•斯切勒（Richard Scheller）说。有些分析师认为，辉瑞与强生之所以维持皮下注册版bapineuzumab的测试，正是为了找出更早进行阿兹海默症研究的方法。
幸运的是，医药界出现了坚持先做此种概念性研究论证的趋势，且越来越强大。这正是诺华制药长期坚持的研发战略，赛诺菲安万特研发总监埃利亚斯•泽鲁尼（Elias Zerhouni）指出他计划提高长期研发成功率时，想的恐怕也是这一原则。如果一家公司的高管能坚持该原则，我们都将受益。优秀的扑克玩家总是长于观察，而不急于下场，优秀的新药开发者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