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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弟子？杨阳告诉新华社记者：“我带学生，很愿意花时间找每个人的特点。第一，找出学生的长处；第二，找出学生的梦想。我经常鼓励学生去做一些事情，设定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往前冲。”
杨阳说，每次新来的博士生，他先听取学生１０至２０分钟的个人陈述，然后“慢慢深入”了解学生想法。他常问学生：你将来想干什么？
如果学生答“想开公司”，没问题。杨阳说，过去２０年里，他的学生毕业后依靠实验室的技术先后开了五六家高科技公司。如果学生这么打算，他会根据学生的情况和愿望，看看有什么技术可以去研发，毕业后把技术打包拿走去开公司。
杨阳说，这样一来，这个学生读博时有一个把技术商业化的愿景，感觉是在为自己前途打拼，在实验室也会特别卖力。
如果学生答“想当教授”（他的学生百分之六七十都这么说），他经常会接着询问：“当教授，你认为什么最重要？”
“做科研。”很多学生这样回答。
“不是的。当教授最重要的是想教书，喜欢带学生，喜欢教学生，心里有学生。”杨阳说。
他说，他的很多学生都想当教授，但又担心这条路不好走，他经常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准备“当教授的要点”。他的实验室讲究团队工作，提倡学生接受挑战，自我挑战；学生们互相讨论、鼓励，而不是看见问题绕开走。
杨阳说，给学生压力、愿景和视野，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建立这样的实验室文化，看着它生根发芽，就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成就”。
杨阳十分强调美国实验室的“容错”和“挑战”文化。他说，美国教授重视研究过程、独立思考，对学生比较包容，没达到目标未必是错，只表明要更多尝试，在尝试中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解决问题。应当从非常积极的角度看待挑战，没有挑战就没有成果，学生就胜任不了今后的工作。一个学生在读博期间“挑战自己，挑战一个目标，经过三五年时间，就会很不一样”。
的确，“容错”和“挑战”文化，是学术创新的活水，而活水所浇灌的学术土壤——美国长期约定俗成、受到制度保障的“公私分明”师生关系，同样甚至可能更加重要，只是长期没能受到后发国家应有的重视。
心里有学生，指的是学生利益和前途。杨阳告诉记者，在美国师生关系是一种职业关系，也就是说老师应尽量避免干涉学生个人生活。
杨阳说：“学生是学生，不是劳力”，这在师生关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申请的研究经费，百分之七八十都花在学生身上。“做科研，当然是要靠博士生和博士后来做，研究经费最主要的就是付给他们工资，百分之七八十是一个很自然的比例”。
学生拿工资，是学生工作的报酬。但是杨阳说，如果与学术研究项目无关的话，学生不应给导师打杂或者在导师的私人公司干活，导师也不应该扣住学生的成果不予发表。“老师不能用个人意愿影响学生的个人前途，这是不道德的。”
学术成果署名，对学生也要公正、公平。在科研领域，按照国际惯例，指导学生论文的教授通常把名字署在最后，即“通讯作者”。至于学生，则根据贡献排名，“（师生）事先会讨论好”。杨阳说，当然，能够这样做，得益于美国对教授有一套相对健全成熟的科研评价体系，这是导师能够给予学生足够认可的主要原因，值得国内借鉴。
他说：“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后，深深感觉到，学生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学生的利益放在我们的利益之前，把学生的前途放在我们的前途之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把学生教出来。”
“当你把一个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鼓励他，他会做出一些令人没有办法想象到的成就。这是我们当老师最欣慰的地方——我们是伯乐，发现了千里马，把千里马调教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