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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称之为“大跃进”：在仍然使用熊胆和海马干等药物的同时，中国医学界正在跃入基因组学时代。成立不到3年的北京基因组学研究所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它最近在几个月内完成的水稻基因组解码工作震惊了西方科学家。去年，北京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老鼠背部培养出了狗的膀胱组织。《华尔街日报》在3月份报道，长沙的研究人员声称克隆了几十个人类胚胎，作为有望复原衰竭器官的干细胞的来源——这显然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
种地的蓝衫人群也在拥抱生物技术。1988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抗病毒生物工程烟草商业化种植的国家。去年，中国官员宣布了在2005年之前把政府用于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经费增加4倍，达到每年5亿美元的计划。戴维斯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农业的专家斯科特.罗泽尔说，如果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政府开支可能超过美国。
总之，21世纪的两大潮流——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和全球范围商用生命科学的兴起——正在结合到一起。这一结合产生出世界级的生物技术产业很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把科学投入商用需要一个具有许多风险资本家、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以及活跃的股票交易所的商业基础——它取决于中国刚刚开始的艰难的法律和文化变革进程。
技术奇才创造出“帝国“
不过，中国科学产生影响的时间会快得多。美国公司和大学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得到中国在药物、农业等领域的生物技术，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曾是中国机车厂工程师、后来成了加州生物技术奇才、现在是北京企业家的程京所从事的工作中，这种世界完全颠倒的迹象已经显露无遗。
3年前，多才多艺的程京凭借北京清华大学的技术，牵头在圣迭戈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他在199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初创的腾隆科技公司正在开发用于药物研究和疾病诊断的微型“芯片实验室”系统。清华大学与台湾的风险资本家联手创办了这家美国公司，这种协作是非同寻常的。
程京是国际公认的科学家，但真正使他与众不同，并置身中国生物技术研究前沿的是他的商业魄力。在腾隆公司成立后不久，他在北京领导成立了大型联合企业博奥生物芯片公司，公司目前的业务囊括了从生物芯片到牙科器械的各个领域。最近被任命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他称该公司是“发展中的生物技术帝国”。
海外学子是其丰富资源
中国商用生物技术的主要制约因素是风险资本的缺乏。在美国，风险资本不仅向初创期的生物技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而且为它们提供急需的管理技能。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一些法规限制，但海外和国内风险投资面临的主要障碍仍然存在：它们缺乏可行的兑现在中国初创企业中的投资的“退出战略”，如利用股票交易所面向高技术投资者的首次公开招股卖出股份。
不过，中国拥有可以帮助实现其高技术梦想的丰富资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外，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在大学受过教育的30多万名中国大陆学生，他们中有许多是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这些人在海外居留多年，不仅对尖端学术研究了如指掌，而且获得了商业经验。
现在，许多海外游子正在回报、甚至回归祖国，他们为国内的技术项目出谋划策，提供投资。在去年对亚洲出生的硅谷专业人员的一次调查中，1/3来自中国大陆的受访者说自己帮助过国内企业洽谈合同，约43%的人说回中国生活至少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的统计数字导致了有关人才从美国回流中国的说法。事实上，海外华人与国内企业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提高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并且可望在2003年前成为世界第二大个人计算机市场。
注：译自[美国] 《财富》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