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他第四次中国行的第三天，他也将在中国迎来90岁生日。在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施一公的主持下，沃森做了名为“双螺旋：科学、文化和人生”的主题发言，并和现场的师生互动。
杨振宁向沃森提了两个直率的问题
同为20世纪科学大师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携妻子翁帆来到现场。杨振宁不仅为沃森致辞，还向沃森直率地发问。
沃森一战成名的是在1953年，他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表了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仅仅是1000余字的一页报告，迎来生物学的历史性节点。
杨振宁向沃森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1953年，你和克里克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描绘了DNA双螺旋结构。双螺旋结构解释了基因遗传的机制。但是在文中你却没有明确地这么说，这是因为你当时并没有完全确信吗？”
时隔60多年，沃森回答说，不是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杨振宁致辞。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张炎良 图
“当我们发现DNA结构的时候，克里克那3个月都在不断地讲，讲到我都没法再听下去，因为他一直不断重复说我们做了多么重要的工作。然而在那个年代的英国，你不应该四处宣扬说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发现。我不断地缩小这个成就的重要性以告诉克里克这一点。”沃森说：“从一方面来讲，克里克的话是对的，我们确实干成了一件大事，所以他想让大家都知道。”
杨振宁还提到了一个让沃森“不喜欢”的人。1968年，沃森写下自己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将其取名为《双螺旋》并出版。出版后没多久，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无情的评论”。
查戈夫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了贡献，在1950年，他就发现DNA中的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的数量、胞嘧啶和鸟嘌呤的数量大致相同。但这起初没有为沃森和克里克所重视。
杨振宁问：“查戈夫写了一篇评论激烈地攻击你的书，你能评价一下他个人吗？”
沃森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所以也不在乎他的研究成果。这是人性中的缺陷，因为你讨厌一个人你就会讨厌他的研究成果。我当时预计到了这一点。”
父亲、书与朋友
在20多分钟的主题演讲中，沃森从书本讲起。他说，他的学术生涯第一个渊源就是书本，“我一直都很喜欢读书，成长的过程中，比起和男生在一起，我更喜欢跟书在一起。”
1928年，沃森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家庭。让他感到庆幸的是，他从小就想做一个成年人，而他和成人世界之间最主要的纽带是他那同样热爱书籍的父亲。
“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钱，而父亲把积蓄都花在了买书上。因为家境贫困，我父亲从没有上过大学，因此我父亲并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分享想法的人，除了我。”沃森回忆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沃森家里仅剩的就是杂志。
朋友，沃森认为这对科研来说很重要。而他“就是喜欢聪明的人，我用尽全力避免无聊的人”。
“可能这听起来我并没有帮助到他人，可能我的事业就是关于帮助聪明的人，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到重要的事情上。”沃森说。
弗朗西斯•克里克是沃森绕不开去的朋友。1951年，年仅23岁的沃森在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遇到了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弗朗西斯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正面的影响，他对我就像对待弟弟一样。”沃森说。
对这对科学伙伴而言，成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是各取所长的结果。物理学家克里克和生物学家沃森，互相补给各自的科学背景和知识。
“现在，我很想念克里克，因为再也没有像他那么聪明的人和我对话了。”沃森说。
沃森做主题演讲。
席间，沃森还讲了他作为生物学家的感悟：“对生物学家来说，不平等并不来自于邪恶，而是生物上的区别。所以基因学一直都是很具争议性的。”
在沃森看来，以往，科学家会将“不好的基因所带来的的问题”告诉人们，尽管这并不是人们所想听到的，而现在，基因学家变得沉默。
以下是沃森主题演讲全文翻译：
我的学术人生有两个渊源。第一个就是书本，我一直都很喜欢读书。成长的过程中，比起和男生在一起，我更喜欢跟书在一起。我与男孩子之间的社交是不成功的。我对和男生在一起玩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我感到很庆幸的是，我似乎从一出生就想做一个成年人，而非一个男孩子。
而在当时，我和成人世界最主要的连接点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很爱读书，他喜欢和有想法的人在一起。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钱，而父亲把积蓄都花在了买书上。因为家境贫困，我父亲从没有上过大学，因此我父亲并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分享想法的人，除了我。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和父亲的谈话。我们最早开始讨论的话题是大萧条。我出生于1928年，在1933年的时候，30%的美国人都失业了。所以我父亲开始担心资本主义是不是前进的道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家里仅剩的都是杂志。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左派或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当时我们的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在我们家被看成大英雄。但人们当时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照顾彼此。作为人，帮助他人时感到快乐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因此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那些拒绝与他人合作的人最后就被冷落在一旁。
在我的印象中，大部分人都是好人，他们想要和他人一起工作。当然也有一些人想要把一切都占为己有，而我感觉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一个辨别坏人的公式。坏人的问题是他们想要把所有东西占为己有，让自己变得有钱。在你进入大城市时，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人们开始忘记他人，只开始在意自己。
我父亲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我们一直有道德标准，而这是人类进化而来的。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进化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进化得非常快，变异的几率非常高。变异创造了失败者，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成功者。那成功人士如何帮助失败者呢？在美国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逃避这个问题，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失败者，只有人。
但是进化论是一个强者生存的世界，所以我们都面对一个危机，这个危机中我们需要做出决定，是要去帮助他人还是帮助自己。
罗斯福之所以被看做伟大的领导是因为他想要帮助失败者，给他们稳定的生活。在中国很多人因为一系列原因也是失败者，你们要怎么给他们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的很多朋友都没有宗教信仰。有时我担心他们，因为他们会认为道德和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并不太在乎失败者。
而在这次的大选中我们只有一个竞选人是对失败者感兴趣的——伯尼•桑德斯。很多人很喜欢桑德斯因为他看起来在乎这个国家。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学术界鄙视贪婪的有钱人。因为他们没有良心。
对学术界人士来说，现在的政治局面是让人忧虑的。整体来讲，我们不在乎不平等。而对生物学家来说，不平等并不来自于邪恶，而是生物上的区别。所以基因学一直都是很具争议性的。而现在基因学家也变得非常的缄默。
以往，我们是很重要的科学家，我们很担忧不好的基因所带来的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还会告诉人们一些他们不想听到的事情。不平等是来源于内在的，并不是邪恶带来的，它只是基因病变的后果。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不平等都是这样的，但大多是不平等确实来源于基因。如果科学告诉我了一些什么，那我会想把它分享给其他人。
我们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时期。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吗？而中国在走上坡路吗？我并不清楚。但是在表面上来看，我们确实走在下坡路上，因为我们在抗拒真相。拒绝真相是危险的。
我父亲告诉我，世上最重要的是那样东西是：真相、理性和正直。正直事关帮助他人。我们需要理性地判断真相。
大学重要的一点是它让你学会思考。比如说，在美国没有人会说我想做一个老人，大家都会说我想做一个成功的年轻人。德裔美籍生物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我在19岁时认识了他，他告诉我永远不要做简单的事情，向着“黄金”去。
小的时候我只想跟聪明的人在一起。而有一本给很无聊的人的书叫《成功的100个法则》。其中有一条讲到，永远不要做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只和能给予你什么的人待在一起。你要和能给予你什么的人在一起，那么弗朗西斯•克里克就有一个挑战了，他总是每个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人，这有些麻烦。当然弗朗西斯永远不觉得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但他总是听取正确的人的建议。
你和谁是朋友很重要。如果你的朋友都比你年轻，那你就交错了朋友。在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好多人都比我聪明，而我现在快90岁了，有了许多成就，这主要是因为我一直交了正确的朋友。我就是喜欢聪明的人，我用尽全力避免无聊的人。可能这听起来我并没有帮助到他人，可能我的事业就是关于帮助聪明的人，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到重要的事情上。
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他时刻都在思考，总是能想到5步以外的事情。当我们发现连锁反应的时候，他已经预测到了后面的步骤，只不过把Lithium这个化学元素预测错误了。可惜他过世的太早。
之后我又认识了乔治•坎贝尔。他说听我讲话让他想起了Landel，而我后来才知道Landel这个人并不受欢迎，他时时刻刻都在批判其他人。但是我相信必须有一个人告诉他人有什么事情出错了，而这就是我生命重要的一部分。而你必须有勇气去发现有一个人需要带头，我一直都想当领袖，我从不想帮别人工作。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知道接来下应该怎么办。
我人生中重要的决定都是自己做的，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弗朗西斯和我是非常不一样的人。弗朗西斯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正面的影响，他对我就像对待弟弟一样。重要的是我们总能说些什么，然后你要去选择是不是应该说你所想，有的时候可能安静更好。
我去过非常好的大学，我遇到了非常棒的老师，他们总是鼓励我。这些老师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文化，我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中被培育起来的。而这种文化并不是基因继承的，你必须去经历它。
最后一点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很快乐，从未得过抑郁症之类的。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可能会觉得快乐是预期之中的，但是你必须比所有人都更加努力。而同时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榜样。
备注：本文转自澎湃新闻（记者王盈颖 实习生 陈一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