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正满怀科研理想，准备开始我的博士生涯。而即便是在那个一切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在为“有孩子的女性是否能够成为成功的科学家”这一问题而感到焦虑，事实上，我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和自己斗争，与同行讨论。
正如媒体和科学家们自己常常描述的，学术的成功意味着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实验室里，要把精力全部交给培养皿，而把家庭、节日聚餐全都抛诸脑后。尽管我非常热爱自然科学，但是一想到将要为之做出的种种牺牲，我还是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足够坚定。
在即将完成研究生课题工作的时候，我怀孕了。马上就有人警告我说，不要让怀孕影响工作，这又一次加深了我的自我怀疑。
我也曾试图听从这些劝告。但事实是，我穿着残留着孩子呕吐物的衬衫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而保姆则带着我八个月大的女儿在走廊上等我。我还带着女儿去实验田，一边把她背在背上，一边下到水塘里记录青蛙种群的数量。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生活让我身心俱疲。我对自己的表现十分失望，没有足够的科研产出，也没能在家庭上付出足够的时间。我丧失了自信，开始为自己寻找放弃科研的借口。因为对自己能力的质疑，我也曾眼睁睁地看着工作机会在眼前流走。过了两年入不敷出的博士后生活之后，我休了一年的假，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计划和目标。
在那段休假在家的漫长时光里，我渐渐意识到“科学家必须牺牲家庭”的陈词滥调对我的误导有多深。我曾是一个博士妈妈，用家务填满生活，却任由自己的写作、数据分析、批判性思维等学术能力日渐荒废。我做出了决定，我不会离开学术界，我要做一个因为孩子而更加出色的女科学家。
我重新求职，成为了一名教授生物学课程的兼职教授。我的新导师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她为我维权，确保我不会因为兼职教授或是女性的身份而遭受不公。她的支持也给了我再次投身于科研工作的勇气，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士后工作，并且第一次对自己充满信心。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兼顾着教学、研究和做母亲（以及其它一些琐事）。我惊讶地发现科学家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孩子的职业：科学家的工作时间是弹性的，让我可以更灵活地陪伴家人。更幸运的是，儿童保健中心和家政中心就在我家对面。另一方面，做家长也为我的科研提供了帮助。我学会了更高效的实验设计，也变得更善于判断哪些问题更值得探索。我的女儿还成了我最得力的实验助理，她帮我为研究用的蝾螈冲洗木头。
后来的某一天，一位同事问我要不要申请某个最新发布的终生教职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在这些辗转于科研和育儿的岁月里，我的学术生涯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在她的鼓励下，我申请了这个职位，并且在那个为我带来了如今这份助理教授职位的面试答辩上，自豪地展示了我八个月大的孕肚。
现在，我的科研工作与家庭生活已经完全融合。我会在生病在家的日子里给孩子们上一堂即兴科学课：“让我们来看看显微镜下会发现什么。”而另一些时候，我的双重生活为我带来了非比寻常的人生体验，我曾经怀着二胎，在女儿与科学家丈夫的陪伴下，在哥斯达黎加的雨林里为本科生上课。
我现在终于明白，研究生院的那些“建议”有多不靠谱。通过让孩子影响我的研究，我确定地知道：做科研和带孩子不仅可以兼顾，还可以互相促进、两全其美。
撰文 Amanda Zellmer（美国西方学院助理教授，西方学院是洛杉矶的一所小型私立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
翻译 陆静怡
审校 赵维杰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