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国科学，天空漂浮着几朵乌云。针对中国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的争论，近日因为丘成桐先生的网上声明，和杨振宁先生的公开回应，而浮出水面，进入大众的视野。一下子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杨振宁和丘成桐都是高山仰止的一代宗师。两位先生对话，照理说没有小辈插嘴的份，更何况巨型对撞机建造与否，兹事体大，可能影响中国物理未来发展30年，原本就是大人物们操心的事情。但丘先生在声明中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中国学术界近些年来，等级阶层愈发固化森严，学术虽有长足进步，思想和风气却是更加禁锢。两位大师争论，圈内人恐怕都不便媒体发声。晚辈圈外之人，毫无厉害冲突，就斗胆与杨老商榷几处。所幸杨老给出七点意见，真正关联专业学术的，仅有一条，其余都是涉及政策层面，所以我虽然不是高能物理学家，也不妨议论一二。
杨老以94岁之高龄，仍心系中国科学的发展，而不顾个人之得失和毁誉，实在令后辈敬仰。不过总结杨老关于“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的论断，不外乎造价太高，没有实用价值，美国人都不干，中国高能物理过去三十年乏善可陈，也得不了诺贝尔奖这几点。对此晚辈实在不敢苟同。
科学一定要“有用吗”？
杨老最让人惊讶的是他的第五点，全文摘引如下：
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杨老以理论物理宗师之尊，居然以实用性而质疑高能物理的发展成就，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没错，绝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会同意，三十年、五十年内超大对撞机恐怕都不会对人类生活有实在的好处。杨老自己在理论物理划时代的杰作，五六十年过去了，普罗众生除了惊叹与震撼，也并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实惠。如果青年时代的杨先生以实用为准规划职业发展，那世界上也许会多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但必定会损失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因此，杨老关于实用性的论述，害莫大焉！
这里不妨看看高能所王贻芳先生对科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解读，“我通常的回答是：没什么用的。”
美国人不做，中国人就不能做吗？
杨老列举反对中国建造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对于这段史实，以及美国的决策机制，相信杨老非常清楚。这里所说的是美国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SSC), 1983年立项，1989年在德克萨斯州上马建设，1993年中止。杨老所说预算超支，当然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政治的变化、美国国内的政党交替、以及地方利益的冲突与短视。
民主党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上任，对于共和党时代的大科学工程并不感冒。而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们，只需要对自己的选区选民负责，挥起大刀砍掉德克萨斯的油水，那是毫不留情的。更何况前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大科学在国家利益之中一下子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这样一个实用性导向的科技政策，正是美国从不战而胜的巅峰走下坡路的开始! 而SSC的下马，也将实验物理的中心拱手让给欧洲，错失上帝粒子的发现，直接造就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Hadron Collider, LHC）的成功。杨老也承认，Higgs粒子的发现是LHC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
这段历史可以说对中国颇有警示。民主政体的缺点，在于其决策效率低下、执行力不高，SSC的失败是一个明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高铁，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东西海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区域，如果建成高铁，对经济和产业会是多么大的一个拉动。但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态势之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美国惨痛失败的教训，来支持中国的不作为，晚辈看不出其中的理由。高铁建设之前同样有许多的争议，如果我们效仿美国，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的样子。
如何评价中国高能物理三十年？
杨老更在声明中发问：
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
这段质疑，不知道中国的高能物理学界会做如何感想。杨老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对撞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其立场鲜明而一致。后来在李政道、吴健雄、和袁家骝等几位先生极力推荐下，经小平先生亲自拍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得以上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能物理尤其如此！如果杨老反对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没有上马，中国高能物理学，今天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番境地？从何谈论引领世界，做巨型对撞机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及后来的大亚湾中微子项目，至少培养了队伍，锻炼了人才，储备了技术，为今天和今后打下了基础。这段质疑，相信高能物理圈内之人，断难接受。
巨型对撞机到底有多贵？
杨老反对的一大理由，是巨型对撞机造价高昂，可能上千亿元，既会冲击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有更重要的民生更需要钱。这些当然都有其道理。但丘先生估算400亿的造价，分摊在20年，每年不过20亿，抓一两个贪官的收益而已，在北京不过是一个楼盘，说低不低，说高也不算太高，况且会有其他国家承担。
但这样一个项目的辐射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除去科学本身的回报，这种大科学设施，对于方方面面的技术和工程提升，是非常巨大的，以学科的门户之见反对，非常短视。通过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将一举成为世界高能物理中心，丘先生所描述的成千上万名科学家从各个国家来到中国，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样的辐射效应，对中国的科研氛围和体制，都会产生巨大的正面冲击，这是每年拉经费的时候喊几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完全无法比拟的。
也谈诺贝尔奖
国人的诺贝尔奖心结，似乎并没有随着屠呦呦先生首获诺贝尔科学奖而减弱，反对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现在动不动一个成果，就会被冠以诺奖级别的美名。一般老百姓如此追捧也罢，杨老居然也问“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确实让人诧异。
而杨老所断言的“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 更不知有何根据。巨型对撞机如果在中国上马，正如杨老所说，“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 那中国人主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的情形，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已经体现。杨老实在是多虑了。更何况科学研究和发现，在于对真理的探知和追求，并非诺贝尔奖章可以概括。
生物学家的尴尬
最后也简单谈一个相关的话题，中国科学的另一片乌云。韩春雨老师的基因编辑技术，从最初被捧为“诺奖级别”，到如今一片棒杀，中间不过区区四个月，折射出许多的问题。
与物理学和数学的严密逻辑体系相比，生物学家确实略有尴尬。Nature报道，超过70%的研究人员曾试图复制另一个科学家的实验并以失败告终，而超过一半的研究人员竟无法重复自己的实验。例如在肿瘤生物学文献之中，可重复性只有10%！这是今天生物学领域的现状。
具体到韩春雨老师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两个层面：是否可重复，以及是否造假。专业杂志前段报道，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研究组已经停止重复其工作的努力，等待别人的结果，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组还在继续重复。可重复性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此其一。
如果确定实验结果的确不可重复，这在生物学中也司空见惯。但韩春雨这一工作显示度太大，关注度太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对中国科研体制是一个大的挑战。从谢灿与张生家论文争议不了了之来看，依靠体制本身解决，前景黯淡。如果又是那样一个结局，将非常糟糕，令清者不清，浊者不浊，会对中国科学再次带来巨大的打击。
因此，一方面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促请第三方国际专业学术组织详细调查，另一方面也呼吁学术争议在学术层面解决，不必大众娱乐化。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受伤害的，都是中国科学，特别是这背后可能隐含的巨大商业利益与冲突。
结语
最后以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的名句结束吧。
一切会议上对于提案的赞成和反对极少是就事论事的。有人反对这提议是提议的人闹意见。有人赞成这提议是跟反对这提议的人过不去。有人因为反对或赞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所以随声附和。
时光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我们中国人，会不会有点点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