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声誉的格鲁伯奖授予了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该奖项评委会主席罗伯特·伍兹评论说：“蒲慕明是异常敬业的科学家，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做出了诸多开创性的工作。”但对蒲慕明自己而言，建立神经所才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培育成有生命力的沃土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神经所决不会！”
在神经所工作的人已经记不太清这是“老蒲”在哪次年会上跟他们说过的话了。也许，他不止一次向大家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蒲慕明在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美国留学，是国际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自1999年回国建立神经所以来，他的所长身份一直延续至今。在此期间，他相继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之所以对神经所格外在意，是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中国神经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界，那都是一个独特的经历。
1998年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只剩下3个研究组，1999年神经所取代了脑所，建所4年后发展为13个研究组，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新建的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2011年第一次参与国重五年评估，即获得全国生物医学类第一。
但这都不是关键。让神经所已取得的有借鉴意义的办所经验在国内其他科研机构中的推广，这才是神经所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真正贡献。
办所初期，神经所就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学术评审制度。每个研究组都必须经过评审委员会的定期评审，评审专家由清一色的欧美英科学院院士组成。结合匿名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的汇报情况、研究生座谈情况以及专家内部讨论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所长据此作出是否续聘、晋升、经费分配以及个人工资调整等决定。对新进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这种在国外学术界已经形成的评审惯例在2003年第一次引入国内，实为一次不小的挑战，有研究人员因此而选择离开。可即便如此，这项制度依旧被执行得非常彻底。
“国际权威专家不会关注论文的数量，重要的是研究组是否作出了世界公认、有意义的研究进展。”事实上，这恰恰是培育和鼓励探索科学难题的做法。蒲慕明说，每个新建的研究组有整整8年的时间投入自己的研究，不必为短期论文发表而困扰。
除此之外，神经所最先实行了研究生轮转制度。对于刚入所的学生，至少在3个实验室轮转以后，才能确定导师。有的导师因此而无法得到最初招生时看中的学生。但这种双向选择能够给学生更大的自由度，受的训练也更广泛。这项制度后来也在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实践。
蒲慕明近乎“执拗”地在神经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打破旧有科研弊端的同时，各种质疑和非议也随之而来。但是，他希望把神经所变成一块有生命力的沃土，让神经科学的种子有机会得以成长。“对那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希望你们的科学生涯是从神经所开始的。”
建立严谨的科学文化
2010年，因为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社论，引起了国内学界关于科研体制和科学文化的辩论。一向直言不讳的蒲慕明当时就指出，“很多科学家非常清晰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就是不能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在他看来，中国科学的“病”不只是体制的问题，而是科学家缺乏有自律的文化。
神经所至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靠的并不是从政府得到大量资源，也不仅仅是新的科研管理机制。他在最初就意识到，研究所在成长期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争资源，而是建立一个严谨的科学文化。
什么是科学文化？
“第一就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怎样探索问题、怎样作研究；怎样对待你的实验数据、怎样对待你的假设；做实验不只是出文章，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不能有任何偏见。”
2007年，因为一名研究员在科研论文中出现实验图伪造行为，神经所依据由所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判决，对该研究员作出解聘的惩处，尽管有人认为处罚过重。
“科研本身就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诚信还做什么科学？”蒲慕明说，国内科学界最看重论文，但神经所强调出好文章其目的是要把科学研究工作做彻底，做严谨，能够拿到真实可信的研究结果。“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做科学的意义。”
他还表示，科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是社会诚信最可靠的基础。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仅仅只是作为科研人员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对社会上不合科学的看法和偏见，应勇于提出质疑。
其二，蒲慕明非常看重科研人员科学交流的态度。在神经所成立的第二年，他就提出课题组长都应参加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每年一次的评议讨论，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受到同行的指导、批评。
有人不同意，但蒲慕明坚持，科学家的成长，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更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
除此之外，常常令人思考的是，国外同行对中国科学家的勤奋、聪慧、基本训练都有很高的评价，为什么他们无法在国内出成果，到了国外的研究机构就可以成为最好的研究人员？
“这就是国内机构缺乏一个必要的紧迫感。”他说，在世界一流实验室，你会受到各式各样的压力，老师的期望，同学间的竞争，同行间的竞争，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正是各种内在、外在的压力，使得你在那个环境中做出有创造力的工作。
因此，建立科学文化还包括努力造成有 “必要的紧迫”的环境，使得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够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参与社会的科学人生
公众对这样一个从来对自己的事无比低调，但对中国科技的长远发展从不吝惜思考和发声的科学家的形象也许有所了解，但蒲慕明在正式回国之前的经历，恐怕并不为人熟知。
尽管一直以来受到的科学教育和训练都是西方式的，蒲慕明身上却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上世纪70年代初期，蒲慕明参与了台港留学生在美国发起的“保钓”运动，在他看来，那段历史是对在美国华裔留学生的一场教育，也使他走出象牙塔，开始积极参与到社会中。
他在美国科技教育协会主办的科技导报上担任编辑，撰写文章；参与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建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还担任过纽约滋根基金会的中国农村项目主任，参加了科技教育协会主办在国内各地举办的海内外基础教育研讨会。从2007年起, 他每年都亲自带领几十位神经所的老师和研究生，到乡镇中学去开几天的科学夏令营，给农村孩子讲课、做小实验。
“参与社会，会给你一个有趣、丰富的科学人生。”这是蒲慕明的体会，但事实远不止如此。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这种传统却在消逝。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我为中心，完全追求个人的科学兴趣和个人的成就。
而蒲慕明最敬佩的科学家，是像过去的爱因斯坦、玻尔，现在的戴维·巴尔的摩、理查德·勒温庭那样，不但科学成就出色，并且对社会非常关心，敢于对社会不正义的事提出抗议。
他还常跟学生们讲起竺可桢的故事。以竺可桢的研究能力，完全可以作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但他在归国后学术生涯最旺盛的十年，却奔波于中国的各地，用最简单的仪器设备建设许多气象站，收集气象资料，因为他认为那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后来，他意识到办教育比建气象站更重要，就接受了浙江大学校长的工作。
“他之所以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学术成就高，出了许多重要论文，而是因为他影响了一大批科学家，带领了一批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作出了社会需要的成果，解决了社会问题。”
蒲慕明说：“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会关怀注入科学界，及早解决世界上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是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科学界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