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郑磊和同学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合影。受访者供图
对话人物：
郑磊
70后，2002年出国留学，先后在亚利桑那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纽约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009年回国，现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对话动机：
郑磊和硕士研究生合写的一篇论文，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约稿。临近刊发，期刊提出，非博士研究生外，硕士研究生不能联合署名。
几经沟通未果，郑磊决定：只要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
6月15日晚，郑磊将撤稿的决定发在了朋友圈。短短数小时，收到了341个赞。
“这么多人点赞，恰恰说明这样的事情太少了，这不是壮举，只是一个老师的默认设置。”他希望能把每一篇合署的论文“作为师生合作的美好回忆”。
其实郑磊目前正在评正教授职称，这篇原本要发表在核心A类期刊上的论文具有重要分量。“评职称可以晚几年，但和学生的情谊以及作为导师的原则不能退让。”
有过7年国外留学经历的郑磊，至今怀念和导师的亲密关系，“她在各方面给我支持，出钱让我参加会议。”
毕业时，郑磊和导师告别，“她说，我怎么对你，你就怎样对你的学生。”
谈撤稿：不正常的事多了，正常的事反倒显得反常
新京报：这篇论文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学生参与了多少？
郑磊：这是一篇关于开放数据的论文，是我和学生共同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出思路、定框架，她做基础文献工作，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沟通，最后我再全面调整、修改。学生是充分参与的。
新京报：你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撤稿？
郑磊：6月15日晚上，期刊编辑与我沟通，说还有一个要求，硕士生的名字不能出现，至少是博士生才能以合作者的身份署名。
署名是原则性问题，我把学生当合作者来看待，不能让步，只能撤稿。我们都期望论文能够早日发表，但是把学生名字拿掉，我良心上过不去。
新京报：然后你就发了朋友圈？
郑磊：我当时非常难过。我跟学生说，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发表论文。我在引导她走上一条正直的学术之路，我把她带到门口了，结果对方把门打开：对不起，你滚出去，只有老师可以进来。
不是因为能力、品行，而是通过出身来判断一个人，这是很不公正的现象。
在学生这么年轻的时候，发表第一篇论文就碰见这种事情，她挺不住了怎么办？三观因此颠覆了呢？
新京报：你收到了怎样的评论？
郑磊：有人将关于此事的一篇文章发到了社交网站，我留意了微博的评论。有人说，这个老师都不说期刊名字，肯定是编的故事；有人说，老师怎么可能为了论文篇数放弃刊发，假的。
我哭笑不得。不正常的事多了，正常的事情反倒显得反常了。有人做了基本的、正确的事情，却没有人相信，这个社会病到什么程度了？
新京报：学界同行怎么评价？
郑磊：我完全没有想过同行的看法，我认为这样做是老师的一个“默认设置”。
我看到好多老师点赞，不会有老师站出来反对的，但是我可以说，有一些老师是沉默的。而沉默是有含义的。
现在，这件事情引起很大讨论，它的社会价值已经超越论文本身，坏事变好事。
谈期刊署名：不看母鸡是谁，而是看鸡蛋好不好
新京报：这家期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郑磊：在沟通中，我了解到，他们是为了杜绝人情稿，才坚决不让博士学历以下的学生署名。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样一刀切会抑制学生的学术积极性。
其实还有一种原因，期刊等级与发表论文的作者相关，一大堆院士才觉得很高级。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期刊，也就逼得期刊不得不这样面对作者。
但这样怎么鼓励学术创新？这会扼杀天才。
6月20日上午，期刊跟我说，他们也在讨论有没有一种办法，既可以杜绝人情稿，又能避免误伤年轻的学生。
新京报：据你了解，有很多“人情稿”吗？
郑磊：哪个圈子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少部分老师让学生写论文，老师拿来署上名字，或者学生名字都不出现。
一个人的修养取决于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的态度。学生处于弱势，你更要尊重他；把他的论文拿过来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欺压。有没有良心呢？我觉得比较遗憾。
新京报：你在国外留学，国外期刊有这样的要求吗？
郑磊：这种要求是国内特有的。
国外是匿名评审制，作者将稿件投给某个核心期刊，期刊编辑进行初步判断后，隐匿作者姓名，分别发送给3到5名业内专家。专家不知道文章作者，作者也不知道参评的是哪几位专家。
它是一种比较理性、干净的沟通。不以出身决定论文质量，不看母鸡是谁，而是看鸡蛋好不好。
新京报：你觉得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郑磊：学术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学术道德的问题。
可能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等级差的文化，老师认为学生地位低，这样是应该的。而欧美地区相对平等一些，是合作的关系。
这点上，我坚持对的事情：平等，尊重。无论他是什么地位，根据贡献大小决定署名。
谈师生关系：师生不是雇佣关系 老师要回归本质
新京报：在论文署名方面，你的导师是怎么处理的？
郑磊：我和导师是正常的合作关系。
读博士期间，有篇课程论文是我独立写的，导师给了一些修改建议。按照中国人尊重老师的传统，我请老师做第二作者。导师说，我只是给你建议，这是你的文章，我不能沾你的光。
我发表了很多国际会议的论文，她出钱让我去参加这些会议。
类似这样的事情，对我是很好的言传身教。等我当了老师，我也要这样对学生。我是理想主义者，我相信这些。
新京报：你做老师这几年，做到了吗？
郑磊：如果是好的学术会议，我会出钱把学生们带上。有一次会议，我带了4个学生，但别的老师都没带学生，我们显得太扎眼了，后来改成轮流带。
我跟学生说，你要发了国际论文，我也资助你出国。
学生参与实验室的课题，哪怕是本科生，只要正常参与课题工作，每个月都根据贡献有一定金额的补助，跟在外面实习的补贴一样。
新京报：前段时间，华东理工大学一位研究生死于导师违规开办的工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郑磊：这是个极端案例。
这种情况扭曲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现在大学里普遍把导师称为老板，我的学生也叫我老板。老师怎么能成老板呢？老师要回归本质：是学生的引领者，要引领学生往好的方向走。
新京报：在你看来，国内外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差异在哪里？
郑磊：我觉得还是平等和尊重。
在国内，老师对学生好一点，学生会觉得是一种恩赐。这种恩赐的假设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平等的。国内有一些老师习惯批评：你跟我不一样，我就批评你。
在美国，我更多地感受到学术上的平等。我可以指出老师哪里没有想周全，她反而会很重视这种差异化和多元化；我要是说I agree（我同意），她可能会有点失望。
我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思考，培养他独立研究、独立分析能力。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善这样的状况？
郑磊：这要从整个体系和学术环境来反思，既要有自律也要有他律。
老师对自己要有良心上的约束；其次，整个制度、体系有问题。比如我说到的期刊标准问题：如果说发表学生的论文就不是好期刊，那不是把期刊“逼良为娼”吗？这不是一家或几家期刊的问题，是整个学术界的问题。
所以我说，我改变不了世界，只能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