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针对外资药企原研药的“价格谈判”有望公布结果。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曾表示，部分昂贵进口专利药通过国家谈判价格可降50%。这被视为外资药企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点——它们将可能从此滑向“最坏的时代”。
曾经，外资药企在华被称为“躺着挣钱”。因政策倾斜、产品优势、资本推动以及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国制药巨头都将中国视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并获得了“黄金十年”的增长红利。
2013年是分水岭。“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后，外资药企在华鼎盛时代终结。专利到期、政策缩紧、招标降价、药价谈判等内忧外患，逐渐将外资药企挤到了墙角。
外资药企正在中国寻求策略上的变革，以适应新形势。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加强其专注度和比较优势；将眼光转向深耕基层市场，寻找新的市场机会；除了合资企业，外资药企开始加强与本土企业的合作，通过销售渠道及生产代工的合力，力求实现双赢。
似乎，以创新著称的外资药企也陷入“压缩成本，应对价格战”的漩涡。5月19日，记者专访礼来制药中国总裁贺安德（AndrewHodge），他表示，礼来是一家高度专注的企业，140年历史中从未与其他企业做过兼并，始终专注于研发创新性处方药。唯一多元化发展是进入动物保健领域，而这一领域礼来排名全球二三，也属于公司大体量的核心业务。
在贺安德看来，降低成本并非好战略。“礼来没有任何裁员、剥离核心业务以及转型OTC（非处方药）的计划，也不打算做任何生产外包和销售外包。因为这些都是短期策略，无法解决长期问题，我们的着力点仍是将创新性产品推向市场，惠及更多患者，也获得在中国市场的成功。”
记者：中国针对外资药企的政策态度开始逐步收紧，礼来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否会感受到压力？
贺安德：确实现在中国市场上有很多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定价和招标方面的挑战，另外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市场发展动向，竞争对于患者来讲是有益的，让患者有更多选择。我认为，虽然在中国市场压力犹在，但礼来在中国会有美好未来。
我们积极与中国创新型企业合作，在中国开发药物来服务中国的病患。中国国家食药总局也在加快新药审批流程，这对于礼来这种以研发为导向的企业而言是重大利好。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将创新的分子药物提供给患者，而不是依靠那些已经专利过期的药品来实现盈利。我们扎根中国，即使在经营相对困难的时期，也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比如2014年在苏州投资20亿人民币新建的胰岛素工厂。
记者：礼来一季度财报显示，总营收和净收入指标均保持较高增幅，请您概括一下礼来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增幅能否保持在两位数水平？
贺安德：恐怕我无法给你一个具体数字，因为礼来一般不会单独披露每个国家的营收数字。总体而言，2015年礼来的增长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整体药品市场的增长已经放缓，只有4%到5%的增长率，我们的增长率下降与整个市场的增长速度放缓是一致的。但好消息是在2016年一季度，礼来表现有了极大好转，增长率比前几年要高出很多。在IMS（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关于制药市场的报告中提到，整个制药市场一季度增长9%到10%，礼来的业绩也好于前两年，主要原因是市场增长的势头恢复了。
记者：中国是全球生物制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市场在礼来的全球战略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礼来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增长需求以及产品结构设计上有何具体规划？
贺安德：首先我们确实对生物制药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们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礼来就通过重组DNA技术生产了人胰岛素产品，现在的研发产品线中有很大比例都属于生物药品，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优先发展的领域。在中国，生物药品实际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小的，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现在有很多好的、新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在崛起，礼来也在寻求与创新型中国企业的合作。比如礼来与信达药业在肿瘤生物药品生产和研发方面的合作，与药明康德在小分子药物方面的联合开发合作，以及与和黄药业在癌症药物联合开发方面的合作。
记者：礼来与信达药业、药明康德等中国本土药企在研发环节合作，是否会加快新药审批环节的速度，这是否是礼来与中国本土研发药企合作的重要原因？
贺安德：加快审批速度是建立合作的部分目标，但更重要的目标是与中国本土企业实现共赢合作。礼来可以提供研发专长和资金帮助，这些中国企业有很好的科研人员和研发产品，我们通过合作建立联盟关系，可以更多的利用中国本土人才，并获得创新性药品。
记者：糖尿病是中国慢病管理的重点，也是礼来的重点业务线，中国本土药企增长快速，例如通化东宝，您如何看待未来市场格局的变化？您是否认为通过移动医疗打造慢病管理平台是未来发展方向？
贺安德：竞争对于市场、中国以及中国病患而言都是好事。我认为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提高所有药品的质量标准，无论外资企业还是本土企业，都应以高标准为基础来竞争。
慢病管理是未来趋势，中国糖尿病患者高达1.1亿，但只有50%的患者得到诊断，诊断人群中达到治疗目标的是更小群体，中国需要数字化等新方式提高管理能力，加强医生和患者教育。我们自建两个APP，针对患者端和医生端，并成立针对护士的糖尿病培训团队，我们通过科学会议、数字卫星会议实现医生教育。我们也与丁香园合作，通过平台连接医生教育。
记者：目前医改重点转向县级医院，礼来是否有“下基层”规划？具体操作中遇到哪些挑战和难点？
贺安德：我们建立针对糖尿病的150人团队，称之为“礼来扩大药品可及性项目”（LEAP），目前覆盖13个省，5000家左右小型医院，我们希望未来能覆盖更多人群和医院，当然其成本和费用也很高昂，需要考虑客服单能力。医生、患者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我们目前只触及很小部分。礼来产品针对专业性治疗领域，比如糖尿病、癌症、男科、精神疾病，我们的着重点仍是专科药品而非基层初级医疗药品。
记者：礼来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有多少？您认为中国药企应如何提高研发水平？
贺安德：2015年，礼来研发投入48亿美元，占整个营收的24%，这个比例在业界不是最高也是最高之一。长久以来，礼来一直保持高水平研发投入，我们也与学术机构、小型生物制药公司进行频繁合作。礼来在美国还有一个网络开源平台（OIDD项目，OpenInnovationDrugDiscovery），通过平台，礼来可以与外来独立科研人员共同进行科研开发，并提供资金。
中国创新性药企较小，但药企研发水平在快速发展。中国每年毕业理工科大学生几十万，远超世界任何国家，中国药企也申请了很多专利，研发潮流即将到来。我们也在通过技术转让为中国药企提供帮助，中国“十三五”规划已表明提高创新能力的决心，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