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最牛的华人生物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可能是像34岁的张锋一样，成为“创世纪引擎”的基因组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关键专家，识别出每一个癌细胞的“阿基琉斯之踵”；他们可能像29岁的杨璐菡一样，批量敲除了猪基因组中可能有害的病毒基因，从而扫清猪器官用于人体移植的重大难关；他们可能像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一样，研发出基因编辑新技术NgAgo－gDNA，很有可能成就新一代的“基因剪刀”；或者，他们可能像41岁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一样，回国创建百济神州，并且成功将公司推上纳斯达克上市；又或者，他们也像今天的主角刘勇军一样，做为一位世界级的免疫学专家，转型成为一家全球TOP5跨国制药巨头全球研发的研究部领导者，从早期研发线上发掘那些可能改变千百万人生活的创新药物。
3月29日，赛诺菲宣布聘请刘勇军为其全球研发的研究部掌门人（Head of Research，GlobalR&D），刘勇军在4月1日正式入职，以加强赛诺菲在早期研发线中的创新能力。近日，刘勇军接受了E药经理人专访。
在其超过25年的科研生涯中，刘勇军在Nature和Science等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有超过250篇论文，总引用次数超过了94000次。这些研究也为免疫学与肿瘤学提供了多个关键的药物靶点，其中包括了胸腺基质淋巴生成素、OX40（CD134）、免疫球蛋白样转录物7、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这些靶点推动了多个领域的临床前研究，并让许多候选药物从最初发现走向临床和病患。
记者：作为一名华人科学家，在大型跨国企业里做到如此重要的研发职位，您接受这个职位的考量是什么，能够聊一聊这个过程吗？
刘勇军：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接受了博士后的训练。1991年进入制药业界，先后在先灵葆雅与DNAX研究中心从事研发工作。12年后，我回到大学，2002年出任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免疫系主任，并在2011年担任贝勒研究所的副总裁与首席科学家。当时很多制药公司对生物制药不太了解，加上大药厂的专利药到期，公司一紧张就会对研发有一些疑问，所以我就离开了。
我在大学里专攻免疫学，有很多自由，研发出了一个抗体，后来卖给GSK，目前GSK正在与默沙东合作研发这个抗体。但是大学做研发对于教授来说是非常辛苦和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学里没有完整的药物研发团队，有了好的科学发现，要把它变成药的话，需要团队协作，例如做生物药要有一个做抗体、做蛋白非常强的一个团队，还要有一个做转化医学非常强的团队。这些在大学里很难实现。而且药物研发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投入，负担不起。所以，12年后我又回到了制药企业。
我加入了阿斯利康旗下的生物研发公司MedImmune，担任高级副总裁。之后，赛诺菲找到我，研发总裁EliasZerhouni在业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五年前加入了赛诺菲，当时产品线不是很好，所以赛诺菲研发政策就是购买一些临床晚期的新产品，现在陆续已经有一些新药获批。但是往后看三年再发展会比较困难，加上内部研发遇到一些瓶颈，所以他想找我。我综合考量之后发现，赛诺菲要大力度加强药物早期研发，这是我的强项。
一个公司要想有持续的研发早期很重要。因为种庄稼最初的种子特别重要，即使你出去买一些东西，你必须有很好的科学家来帮你挑选这个种子，没有很好的鉴赏能力很难买到好的东西。即使买了以后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并不是你买的东西现场马上就会变成新药，还会有进一步开发的需要。
记者：从您的视角，赛诺菲的研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或阶段里呢？
刘勇军：我觉得赛诺菲吸引我的有三个方面。这是一家历史悠久、对于整个人类健康影响特别大的公司。第一，它有赛诺菲巴斯德，历史也是最长的，它的疫苗从始至终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强。第二个，对于人类健康影响是糖尿病和代谢病这方面很强，这也是目前比较强的领域。第三，它几年前并购了罕见病用药公司健赞，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制药有两端，一端是可以帮助巨大人群的病人，另外一端是非常少数的患者，从人道主义上考虑对我很有吸引力。
还有一点是赛诺菲研发现在的历史阶段，前五年在早期已经投资很多了，现在这个阶段要投资晚期，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的专长。所以我觉得有用武之地，我可以帮助这个公司。
记者：加强早期研发将会是您到赛诺菲承担的主要职责和角色，赛诺菲会如何来加强早期研发的力量呢？
刘勇军：赛诺菲做早期研发的队伍还是很庞大的，有2000多人，覆盖不同领域，有小分子，也有生物药。现在生物药的发展空间很大，也很活跃，而我一直在做生物药，这方面能够帮他确定一下新的战略。此外，我在了解全球研发项目，我刚刚利用了一个月出差巡回了解研发中心，法国、德国、波士顿等等，之后我会制订一个新的科研战略，也要吸纳更多人才，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赛诺菲把未来研发的方向设定在从早期研发自己一拳一脚的来做基础研究，把它推上市呢？还是会加强力量来做购买的动作呢？
刘勇军：任何制药公司必须有自己的研发，而从外面来的机会也要抓住。现在赛诺菲在内部的研发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当我们有很强内部研发能力的时候，对于外部的机会将会把握得更好。起码，我们以后内部研发要超过一半以上。
记者：您的履历里，免疫学方面您有非常深厚的经验，什么样的免疫治疗在临床上获得了比较好的印证？哪一些临床治疗还有需要解释的一些部分？
刘勇军：肿瘤免疫治疗现在还处在早期阶段，但是有三个治疗，一个是PD1/PDL1，一个是CTLA4，另一个是CD19的CART-T，给整个肿瘤界和科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兴奋感。PD1要比CTLA4要好一些，主要在黑色素瘤治疗中有效，有效在15%左右，就是有15%病人有很好的抗肿瘤反应。PD1的安全性比较好，对于肿瘤的适应症要比CPLA4广，特别是肺癌的效果比较好。
这种兴奋的原因不仅仅是10%-20%的病人有效，而是这种反应和化疗靶向不一样，前两种治疗就是告诉世界如果把免疫系统能激活，免疫系统能帮助我们抗肿瘤。
CART-T细胞只是在CD19阳性的肿瘤细胞有用，效果特别好，但是用得很窄，只是CD-19阳性的肿瘤，即血液肿瘤，对其他实体肿瘤还是不清楚。针对某些特定的病人，CART-T非常有效，可以治愈80%-90%。
对于我们科学家和药物研发来说，都有很大的空间来做事，如何在现在初步成功的基础上，怎么样提高病人的反应率和抗肿瘤持续的时间。免疫系统是很强大的，但现在制药行业的应用仍然只是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记者：所有的大型跨国制药企业都投入重兵在免疫治疗，是什么激发了大家的热情？
刘勇军：原来的化疗对很多肿瘤病人来讲，两年以后生存率就很少了；但是免疫治疗在转移性黑色素瘤病人的应用，使得10%—20%病人活了两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对于肿瘤界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活了两年以上，你继续生存的机会就特别高。然后PD1在肺癌上的应用也一样，持续性特别好。这是根本性的改变。
记者：大家对于激活免疫系统这样一个治疗方式，有很多的期待，您能评价一下赛诺菲在其中会做哪些事情吗？
刘勇军：现在所有大的公司和小的公司，都在投入肿瘤的免疫治疗，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就是说，整个大的医药公司，如果不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常来的。
而其中，哪些公司的科学做得好，谁机会把握就会比较好，有好的研发策略，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最后能贡献更多，当然收获也更多。
记者：目前赛诺菲全世界各地的研发中心分别承担怎么不同的角色？中国研发中心是怎样的定位？
刘勇军：我们在全球有四大研发总部，分布在北美、法国、德国和亚太；做免疫的，北美、法国有，肿瘤在北美和法国都有，德国做糖尿病和代谢，但这中间有很多交叉。目前整个亚太地区的研发，正在重新回顾我们的策略。我6月份要去上海看一看，中国研发中心现在主要覆盖肿瘤、传染性疾病和糖尿病。
记者：赛诺菲目前研发所遇到的比较大挑战是什么？
刘勇军：赛诺菲有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有非常令人兴奋的项目，但是我们需要更好的策略。目前，我在建立我们策略和组织架构的过程中，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