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George Church教授的叙述，1986年，哈佛大学“拯救”了他，哈佛医学院聘请年轻的他作为一个遗传学助理教授。
在此后的几十年，Church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正在改变科学的基因组革命——让DNA测序朝着更快和更便宜的方向发展。如今，这种推进速度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
如你所知，Church教授，在破译人类遗传密码的国际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工作显著，且一直以“直言不讳”的风格在圈内备受尊敬，他积极参与到公共道德和技术挑战性的学科，与常人眼中的人体研究“太私密”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在他看来，一些有前瞻性的隐私是虚伪的，人们应该看到通过医疗数据和基因数据等建立的个人基因组项目的价值意义，并尽力让信息公开可用。
当年轻的Church教授不得不重读九年级和研究生一年级，他感觉很挣扎。不过很快，对科学的巨大兴趣，独立工作的能力，对实验室工作的热爱抵消了他的消极情绪。
记者：您出生在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一个空军基地（Air Force base ）？
Church教授：由于我的母亲再婚，我有三个父亲。 第一个持续了八个月出生后，他是空军飞行员，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多年来我对他的印象只有起飞和落地，直到他死亡的那天。此外，他还从事着诸多让小男孩羡慕的职业，他执导了电影“Water Ski Hall of Fame”； 他是ABC“Wide World of Sports”节目的首个评论员；此外，他还是一个男模，从事与电影、电视相关的职业。
记者：他是您的生身父亲吗？
Church教授：是的，不过我并不认为他真的为我带来较多的智力影响。 我的第二个父亲是律师，对我影响较大。 第三个父亲是一个医生，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将我送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高中——自由的东海岸学校（East Coast school），遇见了哈佛大学化学教授George Whitesides等一些有趣的人。此外，由于他是一名医生，也让我提前解接触了各种医疗技术，并沉迷于它。
记者：Church是您的姓吗？
Church教授：是的，我姓Church。有两大事情改变了我的生活。
一件事是：10岁时，我有幸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并从展会中看到了当时人类对未来的“描绘”。我完全被一些新鲜的场景和理念所吸引，譬如有触摸屏，有喷气背包，有令人惊叹的建筑由塑料制成，还有可控制的机器人……。 我当时不知道这只是“科幻片”，以为这就是1965年的真实世界。不过，不久后我就醒悟到了这一现实，但我认识到要想科幻变成现实，首先要努力去实现各种技术。
另一件事是：临水而居的生活给了我许多自然界的启示。我住在Tampa运河边的一个小岛上，经常可以在泥浆中找到类似海星的棘皮动物。虽然我在阅读上有较多的麻烦（Church教授曾患有阅读障碍，嗜睡症，强迫症等），但通过使用索引和照片，我可以找到任何东西。我不是特别适应社会。 那时候，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常常感到很绝望，也认为自己不会脱颖而出，唯一的是我会坚持独自一个人研究感兴趣的事情。
记者：您是在杜克大学读的本科吗？
Church教授：作为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男孩，我很讨厌寒冷，因此可供申请的也只有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后来我去了杜克大学，在这里可以选修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各种各样的课程。 大一的时候，我把所有初级，高级和研究生课程都提前选修了。当时的想法，就是想知道这所大学里最前沿的课程是什么？我是否能够驾轻就熟？
大一的时候，我修读了研二的病毒学课程。授课教授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才发现我是大一的学生。 他说，“我不知道你选了我的课，但是你真的不应该这样做。”我说，“嗯，如果我失败了，愿赌服输。”事实上，我在这门课上表现不错，尽管很艰辛，我花在这门课程上的时间比另外四个课程累积的时间还要多。最后，我在两年内完成了两个学位：化学和生物学。尽管我也修读了大部分的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不过这是业余的。
记者：您怎么有时间在两年内修完这些课程？中间考虑过放弃吗？
Church教授：努力、努力再努力。不过科学和数学对我来说很容易，可能是我喜欢它们。以有机化学为例，我并不是只做老师分配的练习，而是把书中的每一个问题集都做透。之所以提前修读课程，主要是想早点毕业能够节省不少学费。像很多青少年一样，我不想成为我父母的负担。史蒂夫·乔布斯之所以从大学退学，也是因为他担心父母的经济条件。我没有去放弃，就是想提前完成。如果我需要按部就班地四年完成，我可能也会中途退学。不过后来在研三的时候，我真的退学了。
记者：在杜克大学退学的吗？
Church教授：是的，我研究生修读的是微生物学，但研一时我已经修完了研二的晶体学课程，这也是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一门学科，可以综合运用计算机、数学、生物学、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因此，我想转专业，然而当时的生物化学部门没有实现对我的承诺。后来，因为我不想去听课拿了两个“F”，这不得不退学，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记者：那时您多大了？
Church教授：20岁左右吧，我的“晶体学”导师Sung-Hou Kim一直告诉我，不一定要成为技术人员，像他那样的人一定不会让我做这些实验。 他说，你必须去申请研究生院。所以，后来我去申请研究生院，在哈佛大学。在当时，一个两门课不及格的人去申请哈佛大学是很让人“大跌眼镜”的。
在哈佛大学的的两年中，他发布了5篇文章，其中数篇是一作，哈佛没人很在意他曾经获得了“F”的成绩，这让他很感动。在哈佛，我不断地探索实验室研究，我每周花105个小时在实验室里，这真的是出于对科研的热爱。在这其间，我申请休息三个月，用于阅读和思考计划，并完成了所有的课程。 幸运的是，真的只有一个必修课程——Don Wiley的“晶体学”。这门课程很难，每周要花45小时完成作业，很多人选了中途离开，还好我最后完成了，并且师从了Wally Gilbert教授。
记者：Wally Gilbert教授的实验室很高端吗？那会儿Wally Gilbert教授已经获得诺贝尔奖了吗？
Church教授：在我进入实验室的三年后，Wally Gilbert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实验室高端吗？ 坦白地说，理所当然的。不过，由于我从小就是在拥有很棒设施的精英中学读的，且独立从事过化学研究，所以即使实验室里有很危险的有机化合物，但对我而言都很普通。
当我进入了Gilbert实验室后，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学生，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早在杜克大学时，我就拿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奖学金。在我看来，自己并不是受惠于实验室的负责人、父母或其他人，而是成为心目中的独立科学家。
而后，为了等我的女朋友（现在是我的妻子）做完课题一起回到西海岸做博士后，我去Biogen公司呆了6个月，是Biogen公司的首批雇员之一，在这之前，我还担任了伯乐公司（Bio-Rad）的顾问。
记者：能简单介绍下您的论文吗？ 它似乎对这个行业影响很大。
Church教授：我的论文包括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处理法国科学家Bernard Dujon因休假转移的项目；另一部分是关于基因组测序，即我在Gilbert实验室计划的项目。
1977年夏季，我开始思考各种各样的发明，包括同源重组和多元化测序等等，还有DNA纳米结构。
上半部分：Bernard Dujon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教授。 他发现了归巢核酸内切酶（meganuclease）技术，是首个切割 DNA 的方法，最终能够进行基因组编辑，与现在的编辑工具CRISPR有关。该方法先于PCR（聚合酶链反应），且在某种程度上，对扩增的DNA序列编辑，它胜过克隆和PCR技术。
记者：您女朋友当时是研究发育生物学吗？
Church教授：是的，发育生物学。 她是1984年那会为数不多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员。
记者：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特别是一路上磕磕绊绊，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Church教授：我在某个领域的成功经验，离不开在杜克大学学习晶体学的经历，目前我们很多人的研究仍然以“核糖核酸”的转运为核心， 多路复用和DNA编码最早是从我的论文中衍生出的概念。不过现在我仍然有一些关于DNA纳米结构的文章没有发表。也有一些失败的事情，譬如纳米孔测序和DNA纳米结构虽已经提出，但是还未进入实际使用，我认为是一种失败。
记者：你一共创建了多少家公司呢？
Church教授：从2005年开始，我以每年成立一个公司的速度要求自己。因此 如果一切顺利，今年我将参与第9家公司的成立。每一家公司不仅是数量规模上的不同，还必须是不寻常的类型。尤其是当你的博士后想自己创建公司时，你必须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记者：您公众形象的另一重要部分是作为基因组学，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的“倡导者”？
Church教授：我想把它比作一个传播者，而不仅仅是倡导者。在我看来，这区别很大，仅仅作为倡导者，很多时候可能是盲目的。 因此，我在实验室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警示和生命伦理的综述。在我看来，创造的本质就是解决潜在的问题，在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应该进行讨论，因为很多时候事情的发展速度会超出预期。 例如，根据摩尔定律，下一代测序原定是经过60年的发展，而现在它更像是6年。尤其是新出现的CRISPR技术，只有短短3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在临床上展开各种研究。
记者：面对成本不断降低的基因组编辑和基因治疗。您持何种态度？
Church教授：我不确定基因疗法是一种对人类健康的绝对手段，同时当然也不相信CRISPR是实现基因治疗的唯一方法。 事实上，2000年的一项基因疗法临床试验中，并没有使用CRISPR进行基因编辑。不过我帮助的公司之一Editas，未来将使用CRISPR进行基因治疗。
记者：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您有什么建议？
Church教授：事实上，在战场上，那些成功躲过所有子弹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所以说，体会过失败并克服这段经历，比成功更重要。我曾不得不重修九年级，复读研一，在科研期间曾失去了主要的资金来源……但是我都挺过来了。其实，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走下去的并不仅仅是外部资源，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此外，一旦选择追逐你的梦想，就意味着冒险。
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失败，那只能说是你未全力以赴，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后退。在我看来，恶有恶报。倘若真的想让团队所有人成功，除非是你的竞争对手不会失败。而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能很成功，社会就难以足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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